攝：Gundam Lam
928前夕，本地幾份報章網媒，不約而同地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回顧一年前的雨傘運動；一些大專院校、學生組織和傘下團體，也舉辦了多場研討會，反思得失、探索前路。與過去的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的檢討不太一樣，今年對傘運的回顧，突出了一個新的主題，也就是被稱為「社運創傷」的現象。
「社運創傷」 新的焦點
所謂「社運創傷」，流行的論述並沒有給出很清楚的定義，大概是指在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因經歷「背叛」、誤解、分裂，以至曾遭遇語言或物質暴力而受到傷害，或因理想未能達至、佔領區的新生活和社群關係無法繼續維持而導致的失落，從而產生種種「說不出口的鬱結」，變得沮喪無力，或暴躁易怒，又或心如止水、不問世事等「運動後遺症」。
過去香港的民運或社運，都有高低起伏，自然導致時而亢奮、時而沮喪，但鮮見引用「社運創傷」來描述參與者的情感狀態。「社運創傷」於傘運佔領後之所以流行，除了受助於日益普及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的社會背景以外，大概跟互聯網的普及以及隨之而加劇的語言暴力及網上欺凌有關，與傘運的規模龐大和歷時較久或許也有點關係。當數以萬計政治取態不盡相同的參與者在「不要大台和討論」下共處兩個多月，處理矛盾分歧的方法容易變得簡單粗暴。無論如何，這議題或論述的出現，反映了在傘運的過程當中，不少參與者確實經受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傷害，從而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焦點。
不同立場、不同位置、不同介入程度、不同性別的參與者，是否經受創傷，自然因人而異；當中曾身體受損，或情感受創者，傷害遺下的影響，也可深可淺。「創傷」主要源自暴力，包括肉體上和精神上的。一些曾受警察扑頭打手、胡椒噴面的佔領者，與一些受到網上語言暴力攻擊的參與者，創傷的性質並不一樣，後續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根據一般的心理學推斷，前者容易對警察焦慮害怕或厭惡憤怒，以至滋生以暴易暴的報復心態；後者則或會變得小心翼翼、避免再受攻擊；更嚴重者是自我形象低落，對他人失去信任。自然，真正的影響，還有待研究觀察。
一場運動 兩種創傷
最近有機會閱讀和聆聽一些曾於傘運中受到傷害的朋友的想法。9月3日於理工大學舉辦的一個傘運研討會中，最後一場是幾位積極參與的女生講述她們經受的語言暴力的傷害。網上的攻擊並非側重於她們的政治立場或行動策略，而是集中於評頭論足、私人品行，以謾罵貶 抑她們的人格、否定她們的存在價值。這種網絡欺凌不僅針對議題的內容，嘗試界定什麽觀點值得討論，什麽觀點必須壓制；更同時在意於消滅被攻擊者的主體，徹底否定他們在公共領域的發言資格，甚至不把他們當作為人。正如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Verso，2004）指出，這是心理上的恐怖主義，嘗試令受攻擊者不敢發聲，或難言真話，產生效果是：取消任何認真的公共爭論，剩下的只是「自己友」之間的交流。
與這些站於社運前線的女生所受到的傷害不盡相同，一些站於與警察對峙前線的「勇武派」，他們經受的較少是私生活的攻擊，而更在意的傷害，往往並不只是身體的痛苦，而是「不被理解」的苦悶。例如一位接受《端傳媒》訪問的留守了旺角74天的少年，他念茲在茲的是以身犯險、保護學生的驕傲，看不起的是中產世界的虛偽，憤憤不平的是備受來自「和理非」陣營的批評，或是他稱之為的「背叛」，背叛他們以「血、汗、淚換來的戰果」——70多天的佔領生活。儘管站在對峙的前排，也常感到十分恐懼難受，但「被警察打的痛不算什麼」，更難受的被罵作「內鬼」，或被否定其於傘運中的貢獻和作用。這種不被理解的感受，卻弔詭地與上述幾位位置不同的「社運女生」有着某種共鳴——受攻擊創傷之後，令「社運女生」更難受的，是同伴們的出謀獻策——建議應如何應對，不致落人口實。這種種善意提點，總讓她們感覺自己「並不聰明」，甚至內疚自責。
兩種性別、兩種立場、兩種創傷，產生了兩種面對和處理創傷的不同態度。「社運女生」最終選擇直面身心的創傷，反思自身的不足與局限，公開承認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接受了在現代社會中個體容易受到他人傷害的事實；「勇武」者則更願意瀟灑訴說不介意「被警察打的痛」，怨恨運動中他人的「背叛」，但卻不太願意承認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怎樣勇武的個體也變得脆弱無力。
學習如何與脆弱創傷共處
在暴力面前，我們容易成為共犯，又或因脆弱而受到傷害，以至失去重要之物。承認個體的脆弱性，可為武力解決問題以外的政治提供倫理的基礎；否認個體的脆弱性，强調勇武之能，或只要不失時機就可控制大局，反而容易為戰爭機器的開動添油加火，因此「以武制暴」能否讓人避免創傷，並非毫無疑問。Butler 提醒我們，無論如何勇武的個體，在集體的生活當中，都變得脆弱，因為人是社會的動物，無法不依賴他人而存活，也同時暴露於他人的影響或干預之下；甚至被認為是私人的身體，亦帶有公共性，不斷會經受他人的觸碰、目光和評說，由此可能帶來傷害。換句話說，在集體群居的社會之內，無論如何勇敢善戰的個體，總難以完全避免他人的影響和暴力的打擊。學習坦然與個體的脆弱、創傷與失落共處，並不一定是無力失敗的表現，也可以是重建一種非暴力的集體共處倫理和責任的起點，避開自戀自憐的憂鬱沮喪，轉往關注他人的共同創傷，思考如何讓他人免受我所經歷的痛苦和傷害，而非像政經權貴一樣，築建高牆鐵馬，自顧躲進高度保護的領地，自絕於民眾而活，放棄基本的社群倫理責任。
建基於接受個人的脆弱性的前提下所建立的社群聯繫，是一種嘗試避免暴力和戰爭的倫理。這種非暴力的倫理，可使個體的恐懼、焦慮和憤怒不致變成殺戮。承認自身的脆弱，容易受他人的暴力傷害，也等同放棄一呼百諾、領導群雄、算無遺策、永不犯錯的幻覺光環，這同時意味着放下個體所無法完全肩負的運動責任的重擔。「社運創傷」並不屬於個人病理學的範疇，因為個人的行為並非全由自身所能決定，而同時是受特定的社會條件約制下展開的。換句話說，個體在集體行動中的決定和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正負後果，如果脫離了具體的社會條件和氛圍，是無法得以理解的。因此，參與社運的每個個體，都不需要負上整個運動失敗的責任，自然也不應誇佔整個運動的成果，如果我們真的能判別成敗的話。相反，Butler建議，個體應承擔的是另一種責任，一種有份參與或造成現有的社會條件的責任。
「永遠損失」與「徹底轉型」
Butler另一點重要的提醒，是創傷往往意味着失去了對自己十分重要之物﹕或受人尊敬的身分，或身體的一部分，或留戀佔領區的社群關係。然而，創傷也同時揭示失去了重要之物後，也是一個重新理解自己的機會。例如，失去至親者或都會問：「沒有你，我是誰？」學習與創傷共處，代表接受了個人的一種可能是永遠的損失，從而也必須接受了一次徹底的轉型。
其中一位「社運女生」說，由被封為「女神」到被罵為「公廁」，最大的得着是「重新面對自己」；「勇武」的旺角少年在瀟灑訴說如何面對警察暴力造成的痛之餘，也流露站在衝突前線時的恐懼和難受。如果有一天，我們可讓這些同遭他人暴力傷害的朋友，放下在傳媒面前必須表現堅強的形象，又或卸下在警察面前的勇武裝備，談談自身的驚怕脆弱，交流創傷對自己造成的影響，是否有助我們學習如何與脆弱創傷共處？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