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楚
【編者按】在亞洲，尤其是東亞，韓國勞工運動之在八十年代興起並為全世界所矚目，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到今天，韓國工人階級仍然是最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儘管在這樣一個倒退和混亂的年代裡不可避免地帶上諸多缺點，但依然昭示著被壓迫者改造社會的希望。本文主要依據韓國學者俱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1] 一書，並結合其他資料，敘述韓國工人階級直到近期的成長史、鬥爭史，希望可以給中國工人階級以某些借鑒，並有助於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現在和將來的社會鬥爭。
從日據時代到1961年：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第二時期
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晚期（1910－1945），因為戰爭需要，在採礦、化工、鐵路建築和水電廠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和迅速的工業化。到1930年，韓國工人達到10.2萬。 1920年代初，不僅作為經濟鬥爭，而且作為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工人不斷捲入針對日本和管理者的勞動衝突。 1929年近2000名工人發起的持續三個月的元山大罷工是一個高峰。到1930年，勞動爭議達160起，涉及1.89萬人以上。但隨之而來的大力鎮壓迫使勞工運動轉入地下。這一時期，勞工運動同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密切的聯繫。
1945年8月，朝鮮光復。有著強大的組織與領導的勞工運動浮出水面，三個月內，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強大的左翼工會，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廠。勞動衝突迅速增加，不時與警察和美國占領軍發生對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團在美國支持下建立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大韓勞總），聯合警察與美國軍事政府破壞「全評」。 1947年1月的鐵路大罷工期間，數百名共產主義勞工領袖被殺死或處決，數千人被監禁。 3月，美國軍事政府宣布韓國共產黨為非法，從而結束了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個時期。
1960年，發生了反對選舉操縱的學生起義，李承晚的腐敗政權因此垮台，代之以軟弱、同樣腐敗而短命的張勉「民主」政府。這期間，勞工活動和工會運動有所復甦，發動了街頭示威。工人建立起315個新工會，並取得15－50%的工資增長。左翼白領工人工會，尤其是以「反對國家對學校的課程控制、強調在統一問題上的自由取向」的教職員工聯盟的興起，標誌著早年勞工運動左翼遺產的複興。
1961年6月朴正熙的軍事政變給第二時期的勞工運動劃上一個句號：解散舊的韓國勞總，建立一個新的幾乎有名無實的韓國勞總；逮捕勞工活躍分子；禁止罷工；修改勞動法，限制勞工的法律權利，使工會發展組織和集體行動難以進行，同時擴大國家干預勞動關係的範圍；阻止有組織的勞工與政治團體建立聯繫，等等。
踏著被打折的工人運動的脊骨，朴正熙開始了他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為特點的快速工業化，伴隨著韓國農民向城市遷移和大規模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城市工人的人數從1960年的130萬增加到1966年的210萬，到1970年增至340萬。
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
落後而腐敗的舊統治階級無力甚至不願推進大規模的工業化，是二戰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特徵。在韓國，這種落後性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張勉政府後期甚至無法控制社會局勢，最後導致軍隊介入，以保證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國家力量被強化，擔負起這個任務。
由於最初兩三年的進口替代性工業化戰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轉而踏上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道路（還可以分為1960年代的輕型製造業和1970年代中期之後重工、化工業的發展） 。南韓採取「發展型國家」策略，即國家掌控總體經濟規劃，並扶植財閥（家族擁有的大企業集團）。一方面發展國營企業來控制國內主要的產業，同時對於配合國家計劃的私人企業，政府給予投資國家重點項目的許可證，並利用其控制的銀行機構給與低利率貸款以協助其擴大規模。財閥積極參與重化工業，擁有進出口壟斷權，從事土地投機和其他商業投資，積累起龐大的資本。但是大量從事土地投機和私人借貸的結果，使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結構非常之糟，企業負債比例太高，尤其是財閥。銀行對信貸沒有控制，導致大量的呆賬。投資者的興趣集中在發現新的細分市場上，對發展公司福利、培養工人技能和生產力沒有興趣。勞工的培訓通過國家管理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來承擔。
在經濟上，這個戰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韓國工業出口額從1963年的8700萬美元躍至1970年的8.35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0%，製造業部門年增長率達19%。 1960年代末，由於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以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的失敗，導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機。裁員、欠薪及關廠使得勞動糾紛開始變得頻繁。朴正熙採取了壓制性的勞工政策，1969年，政府頒布了一項特別法，禁止外資投資公司工人的罷工，同時實施種種限制性措施來處理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糾紛。
危機增強了反對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選朴正熙險些敗給金大中。 1971年尼克松訪華，接著從韓國撤軍（朴正熙一再強調必須藉助美國的力量來抗衡共產主義），面對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挑戰，朴正熙在1971年12月宣布實行緊急狀態，頒布「國家安保特別措施法」，停止了憲法規定的三項工人基本權利中的兩項：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和集體行動的權利。 1972年3月，又頒布了「國家緊急狀態下處理集體交涉措施」，把更多企業列入屬於公共利益的範圍，禁止工會在這些企業活動，對行業性工會活動也做了進一步限制。 1972年10月，「維新」憲法封閉了所有的政治空間，賦予朴正熙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的終身總統地位，確立了官僚獨裁體制。
為了淡化公眾的不滿，朴正熙極力以經濟成績購買政治合法性，承諾到1970年代末迎來「100億美元出口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億美元和'我有轎車'的時代」。為了發展軍事防禦能力，同時也由於輕工產品出口市場受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限制並喪失比較優勢，朴正熙轉而發展重化工業。通過新的產業升級計劃，政府把巨額的政策性補助貸款投入六個戰略性行業：鋼鐵、電子、石油化工、造船、機械、有色金屬。整個1970年代，韓國經濟年增長率達7.8%，製造部門年增長率為14.8%，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間，越戰和某些國際經濟的特別因素也促成了韓國經濟的成長：政府從國外金融機構獲得大量貸款；韓國公司從繁榮的中東得到龐大的建設項目；參與越南戰爭帶來了巨大利潤；在越南服役的韓國士兵匯回大量匯款；韓國商人從美國得到很多有利可圖的合同，並享有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優惠待遇。然而，強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的結果也導致了大量的重複投資、設備過剩、非生產性投機盛行和沈重的債務負擔，並使原已畸形的經濟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經濟和赤字財政政策使韓國患上了「通貨膨脹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幾乎實現了自己的許諾，但是，韓國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恰恰在這段經濟騰飛的過程中累積起來，並達到劇烈的爆發。
新一代工人階級的成長史
大規模的、快速的工業化必須伴以相應大規模的、快速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說，必須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勞動。勞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 1950年代後期，韓國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四分佈在農業，大多數是小自耕農和佃農。 30年的工業化把農業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這個歷程在韓國，不是如歐洲早期原始積累時期那種「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而是通過政府的政策造就農村的不斷貧困化來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數幾個年份之外，在整個1960－1970年代，農民被迫按大約為市場價格85%的低價出售糧食。同時，用於購買農藥、機械的成本提高，消費品和子女的教育費用不斷增加。 1965年，平均每戶農戶的收入只夠開支的88.4%，1974年達124.4%，但到了1985年則降為78.9%。只有耕種面積達到2公頃以上的農戶才能實現自給自足。工業集中在城市地區，尤其以大城市為主，而政府關於「農村工業化」的承諾僅僅是紙面上的政策而已。這使得農村缺乏非農業性收入的機會。從1970年代中期起，從事農業的家庭越來越深陷於債務之中。那些離鄉背井前往城市進入工廠的年青人，絕大多數沒有返回農村的意圖與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在城市裡了。由於1960年代朴正熙政權割斷了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的傳統，當新一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業中時，他們是沒有組織的，「原子化」的。
韓國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國際標準來說是較高的。美國的援助機構在戰後製訂計劃，使韓國的教育得到恢復和發展。 1960年代初韓國製造業所吸納的工人，都得到過小學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們也不像早期的歐洲無產階級那樣難於適應工廠的紀律，1950年代後期，韓國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接觸和加入了「城市工資性就業」。朝鮮戰爭使人口流動加劇，接觸城市生活的機會增加，一定程度上令傳統的社會結構有所鬆動。由於韓國法律規定每個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培養了服從權威、命令和紀律、對個人自由的嚴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時性等等習慣。而對「軍事化」組織的借鑒和引入是韓國工廠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徵。總的來說，這一代從農村進入到城市的韓國工人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對勞動法沒有什麼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艱辛視為正常。
一如在當代中國，長時間的勞動、惡劣的生產環境、危險的工作條件、高度的權威和等級制，這些，都是韓國工人每天所面對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經低估的數字，1980年，韓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作週為53.1小時。不論在什麼行業，也不論企業大小，長工時都是一樣的。經濟的發展不僅沒有縮短工時，反而使之穩步加長到1986年的54.5工時，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爭之後才開始縮短。
加班是強迫性的，工人根本就無權選擇。但是，以8至10小時正常工時所能得到的報酬是那樣低，使得許多工人不僅「自願」加班，而且競相領取加班任務。這成了管理人員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業的工資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如此。甚至許多工人在就業方面希望能進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 1970－1980年代，製造業藍領工人的加班收入佔工資的1∕5。當然，這並不等於加班時間和正常工作時數的比例，因為很多加班時間並未給予相應的報酬。這在當時是勞工抗議的主要內容之一。
由於勞動力尤其是半熟練工人供應的充足、工人的順從，經理和管理人對工人的權益和狀況都極度漠視，常常在滯銷時隨意裁員，訂單多時就不顧工人身體承受力，逼迫工人趕工，甚至達到三四個通宵。當時的韓國工人只好經常服用一種叫作「定時」的防瞌睡藥片。不僅閒暇時間被剝奪，連休息和恢復體力的時間都不夠，正如工人們自己所說，耕牛晚上還能睡覺，機器在維修期間還能休息，他們還不如機器和耕牛。結果是工人的身體迅速耗竭和毀壞。即便如此，工資常常還是不夠維持生計。據韓國勞總計算，1970－1980年代中期，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業事故的高發率也是臭名昭著的。 1976年的工傷事故發生率為美國和英格蘭的5倍，日本的15倍。 1978－1980年，每年發生12625起工傷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勞動保護措施的缺乏，加上營養和休息不足，使各種惱人的職業病往往在幾年之內就摧垮了工人的身體。健康問題一直是工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甚至超出了經濟和職位保障問題。總之，韓國製造商在工廠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資少得不能再少了，因為他們不須承擔責任，還因為，資本對勞動的原則就是：用完即棄。
對無組織的工人來說，假如不滿於低工資以及工作場所中所受的欺凌，能夠選擇的也只有更換工廠和職位。 1980年，韓國製造部門離職率為每月5.6，是很高的。但是，勞動力的供求市場對他們卻相當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之外，勞動力從未短缺過。事實上工人最怕離職，而雇主也最喜歡以除名來威脅工人，尤其是對付那些參與教會資助的勞工組織活動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著某些經濟文獻所顯示的「經濟增長和平均分配同步」的樂觀圖景，另一方面卻存在著大量工資不足以維生的工人。造成這種反差的一個原因是體力與非體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 [2]
最後，在家長制專制權威盛行的工作場所中，工人們必須遭受極大的屈辱。這種家長制，除了國家封賜的「產業戰士」的廉價勳章和「你們年輕的時候越努力工作，年齡大一點的時候就會生活得越好」的欺騙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闆們「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嚴的等級，上司的大聲叫喊、點名、呵斥、咒罵、粗言穢語，是無條件服從和經常性的言語和身體暴力，是對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時間乃至個人空間和身體的嚴格控制，包括屬於私人生活範疇的穿著、髮型、人際關係以至上廁所的時間和權利，都處在工頭和監管人員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論在大小企業，也不論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團企業甚至更為嚴厲。這種兵營式管理——而且深受日本軍隊及朝鮮戰爭影響——的獨裁、嚴苛及暴力傾向，因韓國企業往往由單個家族擁有和控製而更為強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韓國企業才開始建立起專業化的人事部門來系統處理人事問題和產業關係。
社會對工人，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冠以羞辱性的稱呼：臭工人。男工被稱為「孔順尼」，女工被稱為「孔多里」（類似於中國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視程度更重），其含義近於卑賤的僕人。這種鄙視甚至跟來自所謂中產階級對藍領工人「缺乏紀律和不道德」的指責無關，因為韓國工人當時普遍不存在這種問題，而是社會利用儒家學說的等級制施加的壓力。這使得——用具海根的話說——工人們不是傾向於「表達」（積極的階級認同和自豪感），而是「脫離」：離開工廠的悲慘世界，擺脫工人地位。他們缺乏自信，認為自己之所以處於被虐待的非人狀況是因為自己受的教育不夠，到了工廠外他們就盡可能掩飾自己的工人身份。較為積極的反應則是選擇上夜校，事實上，絕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盡的工作之餘參加過夜校學習，儘管這些努力並沒有給他們的普遍境遇帶來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動漸漸轉變成了提高階級意識的場所。
低工資、害怕失業，使得單個工人對資本家的欺凌無能為力。當經濟發展不斷創造出新的工作職位時，他們就設法更換工作。這表明了韓國工人對公司或工作的態度或「倫理」。和年功序列工資制及終身僱傭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們並沒有產生對公司和工作的虛幻的「歸屬感」，更沒有身為工人的自豪。他們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壓迫欺凌，也不是因為所謂的「儒家倫理」，而是為了他們那貧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韓國工人的鬥爭史
新一代韓國工人的鬥爭，是悲壯的。 1970年11月13日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發生的小規模抗議中自焚的，22歲的裁縫全泰壹，在韓國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種子，成為工人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徵，並且極大地衝擊了知識界，使他們看到了經濟奇蹟之下的黑暗與苦難，從而把他們的政治鬥爭範圍擴展到勞工問題、經濟平等問題。全泰壹一直極為關注該加工區兩萬多工人的工作條件：低矮的房間，沒有陽光也無通風設備，每天工作14小時，勞動隊伍90%為婦女，三分一為平均年齡15歲的、工資甚至不夠養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這些年青的工廠女童「成為骯髒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奮地研究勞動法，給勞動局、報紙甚至總統寫過請願書。他渴望結識知識分子，常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朋友啊！」他在小勞工團體「三棟會」會員的幫助下進行過相關調查，並將證據提供給當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主流社會」根本聽不到工人的呻吟，國家領導人為出口行業的繁榮、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洋洋自得，認為國家經濟的餡餅做大之後，工人們現在「暫時」的投訴抗議自然就會消失。於是全泰壹選擇了這條極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勞動標準法》的小冊子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讓我們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勞動標準法'！」「不許剝削工人！ 」臨死前，他囑咐同伴們：「請不要浪費我的生命！」給母親李小仙留言：「媽，請完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很多學生參加了葬禮，漢城幾所主要大學的學生發起示威，成立「人權保護大學生聯盟」，並在校內舉行祭奠。當時的反對黨新民黨領袖金大中則把「實現全泰壹精神」寫進他的競選誓言裡。各類勞資糾紛從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後，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鬥爭中又出現多起工人為抗議工作中的虐待而企圖自殺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現代公司蔚山船塢3000多名憤怒的工人因反對新的分包製度而破壞了公司大樓，放火燒毀了管理人員的汽車和其他公司財產。但這一切並不能促成產業關係的變化。在斗爭歷程中，通過工會這種更系統和集體性的手段來改善工人狀況的意識開始進入了工人先驅者腦中。
工會化鬥爭既包括創建新的獨立工會（比如「清溪被服勞組」），也包括掌握公司領導下的黃色工會的控制權，將之改造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比如1972年發生在兩大紡織公司元豐和東一公司的女工們爭奪工會控制權、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敗的工會官僚的鬥爭）。當然，他們得飽受來自沆瀣一氣的老闆與政府的侮辱、欺騙、誹謗、阻撓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鎮壓。工人的工會經常受到監視，領袖不斷被騷擾、毆打和監禁。公司極力對工會活動分子和普通工人進行隔離和分裂，脅迫工人退出工會，組織黃色工會並挑動暴力對抗，利用性別歧視意識，動員男工破壞女工所領導的獨立工會，等等。像清溪被服勞組在1980年甚至被迫關閉。但是會員們從未屈服於壓力和威脅利誘，而是繼續發起和展開鬥爭。
工人需要自我組織，但他們還太弱小，缺乏經驗和知識，他們必須廣泛宣傳他們的鬥爭和遭遇，獲取社會的聲援，從而給管理方施加壓力，或者迫使政府釋放被捕的工會領袖。由於「維新」體制下官方工會組織同政府的合謀，工人們還需要外部的幫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給他們聚會的社會空間，有時還需要避難所。而在1970年代，知識分子的組織過於薄弱，這個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義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產主義」標籤審判的進步教會組織來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新教組織「都市產業宣教會」。他們從1960年代就開始了面向勞工的佈道，發展「工廠牧師」，在工業城鎮設立宣教場所。在工廠的體驗使得教士們自己受到教育，發生了轉變，從空洞的精神修煉轉向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進行集體鬥爭，為此開辦了有關勞動法和工會組織的課程，贊助種種文化和社會活動，提高產業工人的社會意識，以小組活動的形式培養工人的團結精神，並且最終造就一批將要領導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勞工活動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鬥爭主要集中於漢城—仁川地區，工廠區的集中為工人的聯合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女工的領導作用至為突出，這是輕型製造業加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模式造成的，在紡織、服裝、電子等行業中，女工佔多數。 1970年代為工會化而發生的勞動糾紛絕大多數就發生在這些行業中。她們深受資本主義制度和家長制傳統文化的雙重迫害，但這些女工表現出遠勝於男工的決心、團結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亞洲工廠女工的順從、被動和不關心工會活動的形象，讓人驚異和欽佩。女工會活動家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參加了教會領袖組織的小組活動和工人夜校，學習組織和管理工會。不過，由於當時的組織者，包括知識分子，對女權問題的認識水平還比較低，或者尚未達到自覺，所以，性別歧視雖然是她們的日常體驗，但是在運動中還沒有單獨提出過婦女權益的問題。 [3]
朴正熙時代被稱為「資本家的天堂」，工商業被抬舉為「民族英雄」。國家露骨地維護資本的利益。由於政府、全國性工會和老闆的三位一體，工人不可能只反對老闆和寄希望於「中立」的國家的仲裁，在不斷強化的鬥爭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日益政治化，從而招致國家的進一步鎮壓。當老闆們頻繁地動用國家暴力將勞工活躍分子列入「禁止僱傭」的黑名單，趕出產業領域，他們也同時造就了一批鐵了心的工運分子和民主工會運動的地下網絡，並加強了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以及民主化運動之間的聯繫：而這是國家極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東一公司女工爭取復職的延續數年的鬥爭。她們在1978年領導的跨企業的工人團結鬥爭，標誌著勞工運動新模式的出現，並成為1980年代的主要趨勢。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黨總部舉行的抗議活動也具有重大意義，雖然抗議被警察鎮壓下去，金泳三被開除國會議員職位，但引發了釜山區大規模示威，並且蔓延到鄰近的工業城市馬山。參加者包括了學生、工人、失業者和不滿於獨裁政府的普通市民。當政治抗議力量增強並擴大到全國，經濟衰退加劇了政治騷亂，促成統治者內部分化，最終導致朴正熙於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報部首腦暗殺。
朴正熙死後，在被稱為「漢城之春」的幾個月的政治自由時期，新一輪工潮開啟了。勞動糾紛的數量從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針對欠薪、要求加薪、工廠關門或裁員等經濟問題，工人的目標還包括解散御用工會和組織獨立工會。工潮的行動方針是經濟工會主義，具有高度情緒化、暴力性、無組織和歷時甚短的特徵。 1980年5月17日軍官接管政權，在殘酷鎮壓了全羅南道光州市民起義之後，全斗煥再次恢復對市民和勞工的控制，一個一個地廢除工會，驅逐勞工活躍分子，並對知識界和新聞界加強打擊和控制。雇主們藉機開除工會積極分子，政府則將之列入黑名單，禁止其他企業錄用。進攻持續到1983年。
儘管被迫陷入沉默，韓國工人階級運動卻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了。勞工活動家們開始思考韓國社會形態、民眾運動的歷史使命和美國捲入韓國的問題，很多學生、知識分子受到了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不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學的強烈影響，接受了以集體行動實行激進社會改造的思想。在這個群體思想迅速提升的時期，教會溫和的人道主義方針已經不能滿足工人鬥爭的需要，其影響開始減弱。被開除的勞工分子成為了職業勞工活動家，他們組織大規模示威，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日益增多，已經不必依賴外部組織了。他們不斷加強的外部聯繫不再是因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為意識到自身力量，並且作為自覺戰略的結果。這一時期，學生活動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煥統治的頭幾年，所有的反對派都被封殺，學生們發展起「勞動現場論」，從1970年代的人道主義關注進步到1980年代的視勞工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認識到「勞動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必須開發和動員在歷次罷工鬥爭中顯示出來的潛在的巨大力量。他們為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思想和戰略展開激烈的爭論。大量的——據估計到1980年代中期達3000名以上，一半為女性——學生離開學校（輟學、畢業或因參加示威被開除），隱瞞自己的學歷進入工廠工作，試圖提高工人的階級意識並幫助他們組建工會，最後把勞工鬥爭引向結束軍事獨裁和實現社會激進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標上。一部分個性較為被動或具投機心理的人，以及僅僅抱著人道主義關懷的學生，在這場鍛煉中由於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對工人產生懷疑和失望情緒。大部分學生在經過一段艱苦的適應過程後，得到了工人的信賴，並開始吸收工人組成小組，這些小組由7~12名工人組成，定期聚會，討論勞動管理問題，研究勞工史、勞動法和組織工會的基本原理，通過學習、討論和娛樂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學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僱的「在野」勞工活動家，在分屬不同企業的小組之間形成密切的社會網絡。學生勞工戰略家們主要分為「小組運動」陣營，和「以地區為基礎的勞工運動」陣營。前者強調基礎建設工作，是全斗煥高壓政權下頭幾年的運動主流。後者更強調政治，試圖把鬥爭提高到產業區域的層面，以地區為基礎建立企業間的政治組織，此一潮流在政治壓制鬆動後更加流行。
政治鬆動發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煥感到有必要擴大支持其政權的社會基礎；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將來臨的亞運會、奧亞運會做準備；經濟自由化和福利社會的目標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經濟的強勁增長使全斗煥對公眾的支持有了自信。
總之，有著更強大組織力量和高度政治覺悟的勞工運動開始爆發，迅速組成許多獨立工會，奠定了以工人與學生聯盟為基礎的新的勞工鬥爭模式。 1985年4月發生在大宇汽車公司的組織良好的罷工，標誌著鬥爭擴展到重工業部門，以及男工成為工運主導的時期的到來。政府則選擇了暑期（6月份，學生開始放假）發動對工會和勞工領袖的進攻，引發了九老地區民主工會的團結罷工，鬥爭直指壓迫性政權：「釋放我們的工會官員！」「保證勞動三權的實施！」「停止鎮壓民主工會！」「防暴警察滾開！」「大宇，戰鬥！」，等等。總共有8家企業2500名工人參加了長達6天的鬥爭。幾個宗教團體也給予了支持。公司給罷工工人的父母發電報，聲稱他們的孩子被「共黨分子騙走劫為人質」，或是破壞了公司財產，需要父母賠償，通過這種惡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後是數百名暴徒的進攻，他們用木棒和鐵管殘酷地毆打罷工者，幾乎把學生們打死。鬥爭失敗後，工會領導人或是被捕，或是離開本區，幾個工會解散，勞動監督則加強了。雖然如此，「九老團結鬥爭是極其有意義的鬥爭，它通過既打破過去消極被動的傾向、經濟主義和僅僅是做準備性工作的方針，又打破工會主義的局限，從而成為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關鍵歷史短時段」（Kim Moon-soo 1986，154）。勞工活動家更有志於超越企業工會建立更廣泛、更面向政治的勞工組織，開始合併工會，組建了「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連）和「仁川勞工運動協議會」（仁勞連），克服企業層面上的經濟工會主義，並把勞工抗議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目標。這兩個激進組織，都把自己定位為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中的先鋒政治組織。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韓國知識分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國外進步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韓國人的傳統文化，名之以「民眾」文化。民眾文化頌揚團體合作精神，民主參與，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意識，為了變革而集體戰鬥的激情。工人階級的文化也不斷成熟，範圍從作文與報告擴大到詩歌、歌詞、戲劇和小說，出現了幾位職業工人階級作家和顯示出高超寫作能力的工人作家，並且刺激知識分子對過於寬泛含糊的「民眾」文學的「小市民」或者說小資產階級傾向進行反省和批評。 「面向民眾的文學」向著「民眾領導的文學」轉變。到1980年代中期，每個勞工工會都建立了農樂樂隊、農樂舞小組和麵具舞小組，這些文化活動增強了工人的團結，階級意識和認同感，激化了他們對管理方和政府的態度，其效果勝過演說家的雄辯。直到今天，精彩的民眾文化仍然是韓國社會運動極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會和麵向工人的教會組織定期出版的工人報紙也出現了。此外還有簡報和小冊子。這些報刊內容豐富，由工人階級中最激進、政治取向最明顯的部分掌管著，報導當前工人抗議的新聞，反擊官方對現實的說法，登載有關勞動法和工人權利、對政府經濟政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讀者來信、短文和詩歌。
1987年韓國的勞動衝突大爆發
1987年6月初，全斗煥試圖通過間接選舉把權利轉移給他的軍校老同學、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史主席盧泰愚，以維持政治安定。他單方面取消了與反對黨就修憲問題的談判。當一名示威學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審訊警官對女學生勞工活動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來，公眾的憤怒被點燃了。越來越多的店員、白領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學生組織的街頭抗議。革命的幽靈迫使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做出讓步以避免危機。這期間，產業工人尚未被組織起來，而僅僅作為個人參加到街頭抗議中。工會所起的作用還很小。
但是當全斗煥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計劃後，產業工人馬上大規模地動員起來，從製造業開始，蔓延到採礦、運輸、碼頭和一些服務部門。 7－9月間，發生了多達3311起勞動衝突，包括停工、自發罷工和示威，數量超過1960年以來勞動糾紛數量的總和，約有120萬工人捲入。這場大規模鬥爭幾乎席捲了所有地區和產業部門，使得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工業生產都陷於癱瘓。不過，這次鬥爭的中心不再是漢城－京仁地區，而是從重化工業中的大企業發端，從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工會組織的、現代集團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業城市蔚山開始的。鬥爭來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發，無計劃，無組織，令知識界勞工活動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會組織以保護長期利益卻是工人們優先考慮的大事：工人鬥爭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會組織和自己的領導人，一年內組建了4000個工會，共70萬工人加入。大多數公司所控制的黃色工會被民主工會所取代。在很多企業，工人爭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煥被迫舉行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並放鬆政治管制。
這場勞工大攻勢具有非常激進的特徵，幾乎所有的罷工都是違法的，工人們有意忽視官方規定（某一企業罷工時另一企業不能再罷工，以造成強製冷卻期，以及其他規定），採取具有戰鬥性的行動，如佔領公司大樓，舉行街頭示威，將管理人員扣為人質等。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資，頒發更多獎金，縮短工時，終止實行由工頭武斷進行的評價體系，取消引起公憤的工人工資競爭制度，消除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身份區分，改善飯菜質量，撤消對服裝和髮型的限制，終止實行強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會，改善工資及工作條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軍事式獨裁主義管理上。積極參與團結鬥爭並爭取到實質性勝利，使得工人的階級認同從少數「先進勞動者」擴大到整個工人階級，並使他們認識到自己擁有「關閉工廠，令整個經濟癱瘓，讓資本家跪倒在腳下」的強大力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為工人的尊嚴和自豪感，以及相對於雇主與管理者的權力感，積極地「表達」出作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敗主義、逃避主義，不再試圖「脫離」和忍耐。
工人的團結從同一工作場所向同一企業集團、同一地理區域延伸，建立各個地區的勞動組合協議會，成為勞工運動的洪流。不論在蔚山，在馬山－昌原地區還是漢城－京仁地區的工業城鎮，每一次罷工都伴隨著鄰近其他工廠工人的同情罷工和示威，小企業的工人尤其需要藉助這樣的團結增強自身的力量。
這一時期，白領工會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發展起相當活躍的工會運動，組成各種職業聯合會和行業聯合會，並於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製造業工人組織聯合建立了全國性的全勞協（「全國勞工運動團體協議會」）。由於產業升級和深化，低級別白領工人數量急增，事務性工作因不斷採用自動化技術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領工人的地位和處境都越來越糟。工會是他們用以對付不斷惡化的工作市場的最佳途徑。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和藍領工人相似的長工時、專斷的工作任務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級制的壓制，糟糕的產業關係。新聞工作者、教員和研究人員則積極反抗國家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進行了富於進攻性的工會化鬥爭。
1987年的勞工鬥爭是韓國當代工人運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標誌著韓國工人階級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由於罷工以重化工企業為主導，男工在工運和工會中起到壓倒性的領導作用。 [4]
1990年代：國家、資本的攻勢和工運的進退
在1987－1988年的勞工戰鬥中，國家第一次從產業領域撤出。資本家不得不對工人做出讓步，這種讓步由於當時的低利率、低油價和低美元對韓元匯率而得到補償。隨之而來的卻是韓國經濟的下滑，國家恢復干預勞動關係，以及資本的反攻。
1988年末，盧泰愚宣布了「關於國內安保的特別聲明」。 1989年春，警察鎮壓了鳳山金屬公司、漢城地鐵站和現代重工的罷工。政府對激進領袖和全勞協領導人進行監禁，拒絕承認其合法地位，並通過稅收審計和其他措施騷擾其團體成員。小企業受到經濟下滑的打擊，使得全勞協在成立一年內失掉了一半成員。
在新的攻勢中，國家從露骨的親資本立場轉而塑造其中立形象，從粗暴的壓制轉而通過複雜的法律和行政處理以及加強產業和平與秩序的教育宣傳來操縱工人。 1987年12月，國家修改了勞動法，允許企業組成工會，進行集體的討價還價，但阻止工會在不同企業間的團結，不讓他們組成全國性中心組織，以與政府控制的韓國勞總相抗衡，通過設置許多限制性條款以掣肘工會的行動：禁止在同一企業成立超過一家的工會（以此保護國家支持的黃色工會），禁止第三方捲入勞動糾紛，禁止工會從事政治活動，禁止教師和公務人員組織工會（前兩項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罷工之後廢除，後兩項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權廢除，以換取「允許公司在緊急狀態下裁員」的協議）。總之，政府力圖把工會活動限制在原子化的各個企業內部。
資產階級則在1989年12月組織了經團協（「全國經濟團體總協議會」），針對工會普遍的經濟困難，以「不工作不給報酬」的策略來限制罷工行動。儘管工會提出了強有力的反對意見，但是這項政策在1990年代初開始製度化。大型企業積極借鑒日本和美國的管理辦法，實施「新管理戰略」——新的人事政策，彈性用工製度，勞工－工會戰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許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規章，減少產業關係中引起工人強烈憤恨的獨裁主義的內容，盡量不激起對抗。另一方面，建立單獨的人事（人力資源）部門，將年功工資制度改為以功勞或業績為依據的工資制。
二、在鋼鐵和汽車等重工業領域推廣自動化，以機器人取代人力勞動。大型企業僱傭更多的臨時工和兼職工，擴大分包生產體係以增加彈性。小型製造商則僱傭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廠管理、團隊工作生產體係也非常盛行。
三、當工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雇主便試圖馴化和拉攏工會領導人，並通過對雇主有利的法律來限制其行動。
四、通過具保守傳統的媒體，把勞資糾紛和不斷攀升的工資視為韓國產業競爭力下降的主要因素，為政府壓制戰鬥性勞工製造藉口。 「公司文化運動」致力於利用家長制語言給工人灌輸虛假的家族意識，培養團隊精神。國家則宣傳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色彩的「多勿」思想，通過教育課程將之與傳統音樂、藝術和武術課程相結合，公司則從中錄取學習成績較佳者。
從表面上看，從1989年勞工運動的高峰至1997年，工會會員人數和集體行動的數量減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會選擇溫和的領導人並採取實用主義的而非戰鬥性的策略；在製度改革領域，工人的多次集會和請願也沒能達到目標；中間階級脫離了勞工運動，政黨由於擔心失去中間階層的支持而不願與勞工結盟。不過，詳細的考察表明，工會會員減少主要出現在衰落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小型企業，大型企業的工會人數一直保持穩定，白領工會在迅速增加並且把目標指向促進公司民主化、擺脫國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控制等領域。 1991年10月，民主工會陣營的三大團體利用韓國加入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契機形成全國性聯盟。 1993年6月，該聯盟發展成全國工會代表大會。在此基礎上，民主工會的全國性中心全勞代（「韓國工會代表會議」）終於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個工會，42萬名會員，一年後發展到50萬人。
1980年代後，韓國遭遇到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日漸攀升的工資受到東南亞低廉工資的壓力，不斷地喪失競爭力，大型財團日益顯得無效率：過分擴張並背負著巨額債務；低水平的技術開發；過時的財務制度；官僚文牘主義；高昂的生產成本和下降的生產率。
1996年，南韓以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的身分加入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南韓財閥以此為由，要求按國際慣例修改勞動法。金泳三政權決定，在集體勞動法方面放寬限制，而在個體勞動法方面，則放寬雇主的裁員條件，允許僱傭臨時工代替罷工工人。 12月26日，執政黨在反對黨議員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鐘時間通過新勞動法和「國家安全企畫廳法」。
消息傳出，民主勞總（KCTU）領導人立即開會並決定號召總罷工。當天下午，在現代和起亞兩大汽車廠工人帶動下，約14.5萬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韓國勞總在基層工人壓力下向120萬名會員發出有限期罷工的號召。韓國汽車、造船和其他大型行業處於停產狀態。令人吃驚的是，新年假期過去之後，工人罷工的熱情非但不減，反而擴散得更加廣泛。保險、銀行、醫院和廣播服務業中的白領工人也加入罷工，前後持續了三週多，動員了總共300萬名工人。這場大罷工還得到了國際上和各個國家勞工組織、人權組織的有力聲援。 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會見了反對黨領導人，表示撤回新勞動法，並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後的勞動法僅僅承認民主勞總為合法組織（之後，有大量勞工離開韓國勞總，加入激進的民主勞總），允許在一個企業裡組織多個工會。其餘改動很少。和罷工的巨大的規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當微小。由於經濟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韓國企業暴露在全球競爭之下，而賦予資本對付勞動以更大權利的彈性化策略正是經濟競爭的要求和自由市場的邏輯，並已成為國際潮流，這使得國家不可能顧及勞工關於經濟公平的呼聲。當民主勞總試圖再次發動罷工之際，金融風暴席捲韓國，情勢急轉直下。
在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70億美元貸款並實施了作為貸款條件的開放國內市場和經濟緊縮政策之後，企業破產數量驚人地增加，歐美跨國公司大舉收購南韓大企業。破產與合併重組的結果是失業人數從1997年12月的65.8萬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萬，稅負增加，薪酬劇減，大量的家庭破裂。 1996年，韓國「絕對貧困家庭」比例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係數達0.358，貧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員國中的第三位。青年失業率高漲，社會面臨著嚴重的金權腐敗問題，金泳三、金大中和盧武炫都有親信或家屬涉及金權醜聞。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會合作主義模式，由勞工－管理方－政府組成「勞使政政治委員會」，2月6日達成「三方協議書」，規定允許公司在緊急狀態下裁員，作為補償，也批准了組建公務員和教員工會，以及工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該協議遭到民主勞總的譴責和抗議。因為工會的地位雖然提高，權力增大，卻被納入合作主義框架，要求接受制度變革，安撫勞工，從而與先進工業國的勞工運動局面趨同。
韓國工人階級與政黨政治
儘管韓國工人在工會運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黨化方面仍然經歷了許多波折。 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後，很多知識界勞工活動家和其他政治家組成「民眾之黨」和「韓國民主黨」，試圖尋求城市工人階級、貧苦農民和中間階層中的進步分子的支持，但選舉上屢屢失敗，在整個1990年代都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安保意識形態的持續影響、保守的政治文化、對小黨不公平的選舉程序、法律對工會活動的苛刻限制，以及勞工領袖的內部分裂，都是造成嘗試失敗的原因。 1997年，民主勞總結合其它社運團體，推舉媒體勞動者出身、前民主勞總委員長權永吉參選總統，並為此組成了「國民勝利21運動」。 1999年成立了進步政黨準備委員會，著手組黨工作。 2000年1月，終於成立了自稱為代表「勞動者、農民、城市貧民、小企業主、女性、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的第一個勞工政黨「民主勞動黨」。今天，民主勞動黨擁有5萬黨員，黨內成份包括了親北韓的民族主義左派（NL，佔40%），87到89年鬥爭中湧現的因反對北派而集結起來的泛左翼的力量（約佔25﹪），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國民派」（約佔6-10﹪），激進左派團體「All together」。
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勞動黨現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國會選舉中一舉獲得了十個席位。該黨的競選政綱涵括四十項要求，包括透過降低工時、擴張公共投資等來達成充分就業、課徵富人稅和裁減軍購預算、創設議員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將財閥轉變為民主和參與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務私有化、非正式員工任職一年後自動轉變為正式職、反對派兵伊拉克以及關於女性、農業、媒體、住房、環境、性少數等各方面的要求。
國際資本，韓國資產階級和媒體一方面已做好準備將民主勞動黨納入體制，一方面給以警誡和勸誘，力圖使之踏上選舉主義道路，並遵從議會制的遊戲規則。民主勞動黨何去何從，是踏上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老路，還是為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改造體製而奮鬥，尚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與考驗。 （關於韓國民主勞動黨的更詳細的報導與說明，參看楊偉中《韓國民主勞動黨的奮進與前途》，見勞動民主網及台灣連結網站）
當前韓國工人運動狀況和問題
1990年代末韓國工運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女性工會的興起。由於女權意識在婦女活動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婦女在全球化下相當不利的處境，以及在改造原有工會內部家長制等級制、爭取發言權方面變革的緩慢，組織婦女工會提上了日程。 1999年初，9個地區成立了婦女工會，包含不同行業和不同職業的正式工、臨時工、兼職工和分包工人，並於同年組成全國性庇護組織「全國女性勞動組合」，不僅處理就業問題，還處理工作方面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缺乏產育服務等問題，比男性工會更明顯地介入社會。
今天，小企業工人，尤其是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工人無力抵抗公司的遷廠或結構重組。強大的工會一般集中在大集團企業。工會忙於保護會員的工作，防止會員減少，沒有精力考慮工人所面臨的更廣泛的問題。此外，工會及工人運動的發展還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問題：
一、民主工會運動還局限於工作場所，沒有同更廣泛的勞動群眾相結合，沒有對貧困社區進行援助的抗議活動，換言之，沒有發展成廣泛和激進的「社會運動工會主義」。大部分工人的視線還局限於工作場所。這裡存在著各種因素的製約，而國家一直竭力阻止工會運動走出工廠大門是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軍事統治結束之後，進步知識分子領導的以市民為主的「新社會運動」同工人鬥爭在1990年代相分離，並為常規政黨政治所吸納，這也限制了勞工運動的範圍。
二、工人階級內部在發生分化，大型企業工人獲得了較大的工資增長，越來越從1987年的激進、具有反抗性和階級覺悟變成實用主義、個人主義、不問政治為主，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認為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務（住房補貼，上下班接送，醫療保險，孩子的學費補助，喪葬費等）以換取工人的合作與忠誠。中小企業僱員則落在後面。而資本大量利用臨時工、日工、兼職以至家庭勞動的策略造成了勞動隊伍中得不到保護的非正式（外圍）部分日益擴大，婦女則是彈性就業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來越走實用的工會主義路線，代表邊緣工人的全勞協則堅持政治工會主義。
三、從工會方面來說，戰略落後是個嚴重的問題。當資本採取了更先進的「新管理戰略」，對工人進行「感化」、金錢引誘、加強監控工人並促使工人加劇競爭的時候，工會卻沒有提出相應的長期的對策。
四、家長式統治和家族意識形態的影響仍然嚴重，即「僱員和雇主同屬一個家庭」的態度，社會上仍然普遍存在著對「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於政府來改善經濟地位、認同「勞資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讚同工人對雇主進行積極鬥爭的工人比例同樣高。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勞動解放」主要保留在工會活動家和「先進勞動者」當中。
五、民族主義一直是韓國社會主要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戰後至今，每一任統治者都要拿來揮舞一番。朴正熙的「現代化」和專制訴諸民族和國家振興。 1980年代韓國的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也從自己的「民族性」中尋求反抗的依據與象徵。雖然當時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大量國外的進步思想——以解放為取向的神學，尤其是拉美解放神學；依附論；流行於學生中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他們堅持自己最終的思想啟示源泉是得自韓國本身的歷史與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不僅作為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企業也樂於錄取接受該教育的工人。對於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這是仍待克服的極大的障礙。
要求工人階級在「正常時期」始終保持高度的階級意識和戰鬥性，這是不現實的。韓國的工人階級在組織、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仍然弱小和易受傷害，階級意識也較為粗淺並帶著種種矛盾，但他們已經在多年的史詩般的鬥爭中為自己爭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場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並且具備了高度的權利意識和反資本主義的感覺，對階級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有著鮮明的意識，具有高尚的團結情操。鬥爭還鍛造出大批激進的工會活動家和先進工人，這些，都是未來的社會鬥爭寶貴的起點和財富。
附註：
[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韓】具海根（Hagen Koo）著，梁光嚴張靜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據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1年片翻譯， 2004年1月第1版
[2] 1983年，體力和非體力工人收入比為52%（差距之大甚於日本和台灣，但到1990年代中期則縮小了，比日本和台灣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為42.9 %（到1990年，該比例為53.4%），只受過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學畢業生收入比為30%，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收入比為44%。
[3] 這種性別歧視意識形態因韓國工作組織的性別歧視性質而得到強化。通常，男子被賦予更大的權威和責任，對公司比較忠誠。在女工佔勞動隊伍大多數的多數輕型製造企業，男子更有可能處在熟練工或技術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個監管職位的可能性，而沒有出頭之日、半熟練的崗位僱用的則是女工。顯然，很多急於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躍分子正在使他們失去機會。因此，他們對女工中的工會活躍分子的性別偏見通常與深深的敵意攪在一起。 （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45）
本書第六章討論了何以韓國女工如此踴躍地加入抗爭。作者認為，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女工相比，進步教會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作出獨特的貢獻。當然，在婦女佔多數的輕型製造業體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類承受力的身體和情感犧牲、管理方對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視態度所造成的創傷和怨恨，是引發勞動抗議的原因。她們反對工作場所的粗暴和濫施權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對待，這是自然而然的。韓國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勞工騷動的原因說成「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動，這和中共當年把八九民運的動力說成「一小撮」人的煽動或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陰謀，動機是相似的。在當代中國的國企和私企中，都不乏工人自發組織起來鬥爭的案例。但是，其他社會力量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參與，也是相當重要的。不論如何，在韓國工人的鬥爭史上，教會、學生和知識分子同工人的結合，發揮出強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促成了韓國產業關係的升級和轉變。
[4] 女工在這段時期開始被邊緣化了。當代韓國工運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鬥爭為起點，而且傾向於低估早先以漢城－京仁地區為中心的勞動密集型製造企業裡的女工的鬥爭的歷史作用。具海根則辯稱：這裡存在著一定的「對女性的盲點」，但主要還是「近視的歷史視野」造成的。 1987年鬥爭的規模、強度、激烈程度、戰鬥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矚目，1970年代與之不可比擬。但是，1970年代的工人運動在處境上遠為艱難，甚至是冒死的鬥爭。它的局限性不能歸咎於女工的主導作用，其部分失敗（比如工會被破壞）還是由學生的政治冒險主義帶來的。正是1970年代的鬥爭培養了廣大工人的權利意識、集體認同感、對團結和建立工會的重要性的認識。國家機器的嚴厲鎮壓不僅癱瘓了大多數工會，而且使工人在集體行動上變得消極和頗多疑慮，學生出身的工人活動家很多已經離開工作場所，加以勞動密集部門的衰落使工人處於相當脆弱的地位。雖然如此，漢城－京仁地區的工人在1987年夏還是大量捲進了勞動衝突。具海根訪談了十幾位1970年代積極參加基層工人運動的婦女後得出這樣的印象：事實上這些女工並不自囿於「經濟主義」和「狹隘的企業工會主義」，而是深具階級意識的。她們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離開產業領域後，大多數人拒絕僅僅當家庭主婦，而是繼續從事某種形式的社會活動，如參加女權組織、環保運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