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中國政府才向聯合國表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拒絕承擔聯合國更多的經費，這星期它的元首習近平卻帶著價值百億計英磅貿易合同，以及霸道的五星旗及大紅歡迎橫額(說霸道是因為這些是用來遮擋示威者的「道具」，由中國大使館提供)，以「天朝」的架勢訪問「衰敗」的老牌大英帝國，「享受」英國王室以至首相的「高規格」，免「尷尬」(不提中國的人權問題)的款待。
英國政府為了錢，完全忘記要接待的是一個視踐踏人權、鎮壓異己為家常便飯的政權的領袖，而且是一個比前其兩任更變本加厲，更講求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獨裁者，充分顯示此一資產階級政權的偽善與墮落。
不過，這個日落的帝國始終是老牌民主自由社會，儘管右翼保守黨要向中國共產黨叩頭，儘管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一副「有錢大哂」的模樣，警告向習近平提人權問題，是對習的不尊重，但英國社會固然沒有「歡迎習主席來訪」主旋律那一套，保守黨亦不能(也不願)如它的「天朝」上賓般，禁止民間以至傳媒對習近平訪英的質疑，以及對西藏現況、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而讓香港人較有親切感的是，同時在英國的「香港小子」黃之峰上了《獨立報》的頭版，還接受了BBC等英國電子傳媒訪問。這小子亦不負眾望，直接批評習近平及共產黨違背讓香港人民主普選的承諾，卡梅倫怎可以相信他和共產黨商業上的承諾，也批評了英國放棄監督「聯合聲明」的落實。還勸喻英國政府應把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
黃之峰在接受Channel 4電視專訪時說，自己因「佔領運動」現正被控三條罪，可能被判刑三日、三星期或三年，但相比在中國大陸現在已坐了五年、十年牢的異見者，他的付出非常微小。他的說話充分顯示他的政治智慧，三言兩語，把香港和中國問題一同逞現給英國的觀眾。
只是現在西方國家大都被中國表面經濟強大所惑，為錢叩頭者眾，中港異議者到西方尋求關注、支援作用有多大？起碼英國在保守黨執政的一日不可能為了中國、香港以至西藏的人權而得罪，遑論抵制中共。
不過，對灰記這類西式「老左」來說，以重拾工人階級傳統為號召，要扭轉當年貝理雅出賣工人階級利益局面的工黨新領袖科爾賓，其「唔俾面」的舉動多少有點「興味」。這位被香港《蘋果日報》稱為「左王」的反對黨工黨領袖，願意向以毛澤東「繼承人」自居的習近平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顯示嚮往「社會主義」，或左傾的人並非自由民主的敵人，「曉有意義」。
而這個「左王」與那個經常大放厥詞的「左王」陳佐洱完全是兩回事。西方的左翼必定是重視基層／工人階級的利益，提倡惠及全民的福利政策，反對資本壟斷等，但陳佐洱從後過渡期開始就以保障香港資產階級的經濟壟斷，反對惠及基層的福利政策為己任。他那句「車毀人亡」(反對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全民退保諮詢)，簡直是共產黨人的恥辱。
因此，香港人也要認清西方的「左」與中國／香港的「左」的巨大差異。中國／香港的「左」主要是指那些「政治強硬」，漠視自由人權開口閉口「愛國」的人，而西方的「左翼」人士，除了關注基層，亦十分重視人的價值，對「愛國主義」亦多持批判態度。這應該也是很多嚮往「社會主義」的人的初衷吧！
說到「社會主義」和「老左」，灰記也想提一下香港地下共產黨元老吳康民，早前在明報一篇名為「世界有真正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文章。吳在這篇文章提到，他曾到訪前蘇聯及解體後的俄羅斯，也到訪過北歐幾個小國。相比之下，北歐諸國人人豐衣足食，更像「社會主義」國家，反而踏進「社會主義」蘇聯(以及後來解體了的俄羅斯)，感受到的是「冷酷」與「貧窮」。他的見識並非什麼新發現，這些都是稍微留意時事和歷史的人都人盡皆知的事實，只是出自一個隱閉共產黨人口中，多少有點「唏噓」吧。
其實作為共產黨人，他在文章中所流露對蘇聯以至俄羅斯的「冷淡」與「輕鄙」，以及在文章尾部重提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不爭論」中國「姓資還是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等的說法；並以「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嗎？我不敢說也沒有評定的能力，只能用鄧小平的『不爭論』來做擋箭牌了。」這種帶點「縮骨」的說話作結，其實相當「悲哀」。
為什麼這樣說呢？無他，中共常自我貼金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他們現在希望所有人都忘記的是，「沒有蘇聯老大哥，就沒有共產黨」。由蘇聯培植，以至日本投降後，透過蘇聯紅軍的協助，比國民黨早一步染指東北，奠下了內戰勝利的基礎，奪得政權後在1950年代全面學習蘇聯，稱蘇聯大獨裁者史太林為「爺爺」等。在在都說明「社會主義中國」與「社會主義蘇聯」不能抹殺的一段「同志關係」，或「師徒關係」。
如今這位「老左」對前蘇聯以至現在俄羅斯的「輕慢」，對自己曾經「奮鬥」、「嚮往」的「社會主義」在不帶半點情感，以至「不甚了了」，只能說是反映仍然不肯徹底「清算」自己的中港「老左」／「老愛國」的「可憐」復「可悲」。
灰記還是要利用已故的前「老左」羅孚(應該與吳康民差不多年代的人）的經歷，「刺激」「刺激」一下這些仍然服膺共產黨的「老左」。羅孚曾對記者說，當年加入共產黨完全是為了抗日救亡，為了愛國，什麼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一概不清楚。就是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認為希望在共產黨。
羅孚這類「老左」，一直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任職香港《大公報》（後來升至副老總)時，積極協助北京對外宣傳，「大躍進」那些完全造假的糧產，照單全收，中共中央說什麼便什麼。到了「文革」，一個個「老革命」被批鬥，才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但也不敢不相信毛澤東，「四人幫」倒台，他開始有所覺悟，在自己的專欄提出「五人幫」，暗示「四人幫」幕後的黑手是毛澤東。
「文革」後的1979年，再次上台的鄧小平，受不了「嘈雜」的民主聲音，要取消西單民主牆，這位在香港負責統戰文化界的地下黨員，流露了令他走上被鬥爭之路的「自由派」思想，在專欄勸鄧小平不要如此做。1983年，他被誘往北京「開會」，隨即以「間諜罪」被拘控（據聞他提擕過的《大公報》下屬，後來貴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曾對他落井下石），後來以「認罪」換來在北京被監視居住十年。
「六四」槍聲一起，這位「老左」對共產黨徹底失望，1993年被釋放回港後，不再如其他曾經在「六四」後發聲明譴責中共的「老左」一樣，重新「歸隊」。而他的大兒子羅海星則在「六四」後因參與營救王軍濤、陳子明而被中共抓捕判刑五年。注重實利的英國，希望率先打破中英「六四」後的外交困局，在各方「奔走」下，1992年英國首相馬卓安訪華時「過問」香港人羅海星坐牢一事，令羅獲提早釋放。
「覺悟」後的羅孚應該是一個脫離了中共的自由主義者，愛中國但不愛中國共產黨。他年青時應該曾對中共對外宣傳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獨裁」著迷。加入了共產黨以至共產黨執政以後，可能受共產黨擺脫列強支配，走獨立自主道路的迷惑，一度看不到中共的獨裁與暴政，也在濛矓的「社會主義」宣傳下，一度看不到中共比國民黨更厲害，更深入國人骨髓的黨國主義。
至於為何如吳康民這類「老左」不能徹底「覺悟」？相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在黨中，身不由己」，而一輩子跟共產黨走，除了當初的理想，實際的利益也不容忽視。這亦是為何那麼多香港人「忽然愛國」的重要原因。因此，吳康民會寫北歐人人「豐衣足食」，蘇聯「冷酷、貧窮」，但絕口不提北歐的民主、人權、法治等的「普世價值，以及令蘇聯變得「冷酷、貧窮」的「列寧／史太林主義」，以及中國師承蘇聯的「毛澤東主義」是如何獨裁、人治、漠視自由等。
而這類「身不由己」的「老左」，在「關鍵」時刻必歸「大隊」，批評香港的反抗運動受外國勢力影響，反對派爭取民主是奪權，而漠視香港「半吊子」的民主、自由、法治正被共產黨、共產黨香港代理人及爭著向共產黨投誠的香港人加速摧毀。
回到吳康民文章的開場白「當前，世界上有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這事兒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也沒有人能提有力的論據，只有懸疑好了。」
其實在很多有言論自由及實行民主政治的地方，依然有人在熱烈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意義，以批判，但不一定反共的眼光看列寧主義的得失，有無數共產黨正接受人民的洗禮。只有中國或其他幾個聲稱永世由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質疑官方的馬克思主義，不能質疑官方的共產黨，而並非沒有人能提有力的論據。
不過，據聞越南共產黨已打算自動「放棄」權力，接受人民監督，回到「為人民服務」的初衷。當然，具體如何「放棄」權力仍有待觀察，但觀乎越南共產政權近年的「民主化」努力，吳康民以及吳老的「貴黨」實在再沒有什麼藉口繼續其黨國體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