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回想，許多年輕時代的旅行，大概都是白走。例如馬六甲，第一次去的時候，當然也習慣地做了不少功課，看一些書，在當地搜集一些材料，曉得這地方先後受過三個西方海權強國的殖民。我憑弔洋人墓園，見到早年荷蘭人甚至更早的葡萄牙人墓地，頂多就是文藝腔地發發思古幽情，遙思幾百年前他們渡洋而來的艱辛，離鄉背景的愁苦，以及克服這一切的意志和慾望而已。荷蘭人打走了葡萄牙人，英國人又逼走了荷蘭人，無非就是殖民帝國史上的強弱交替，我從沒注意過這些戰役當中的古怪，也更料不到這裏頭竟然還能遙遠地涉及到我所關心的歐洲哲學。
那時候，荷蘭人和葡萄牙之間的戰火波及全球，從南大西洋、安哥拉、斯里蘭卡，一直打到馬六甲，雙方對陣衝鋒的時候總會大喊幾聲宗教口號如：「耶穌基督與我們同在」，與及「為萬福馬利亞而戰」。單從這些口號，就能辨別兩個陣營的分別，前者一定來自信奉新教的荷蘭，後者則是葡萄牙天主教徒的信念。我們當然可以說這些戰爭的實質只是為了爭奪利益，可是我們又怎能輕易抹除那些口號背後的真誠？在擎起刀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一瞬間，還有什麼要比繫於永生的信仰更加重要？還有什麼要比宗教上的真偽正邪更能堅定我是敵非的信心？所以，這場地理規模宏大的殖民勢力範圍搶掠戰，在一定意義上是宗教的。
1641年，荷蘭人終於拿下了馬六甲，恰好是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最後階段，而荷蘭與葡萄牙人的環球爭霸正正是這場大戰的延伸。「三十年戰爭」，今天大家都管它叫「歐洲最後一場宗教戰爭」，但它卻是一般現代人看不懂的宗教戰爭。大體上講，這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衝突；可為什麼信奉天主教的法國要派兵支持新教聯軍呢？同時，所謂新教也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團和氣的基督教那麼和諧，路德派和加爾文派隨時都會在戰場上換邊易幟，串通天主教勢力來打擊對方。可見除了宗教，它的確還牽涉到許多世俗權力與物質的考慮。更古怪的是「外西凡尼亞公國」（Principality of Transylvania，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老家），他們的王侯因為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強硬天主教政策，不惜轉向舊敵奧圖曼土耳其求援。於是我們看到了四十多萬回教徒大軍殺入波蘭，協助新教徒去克服「崇拜偶像」的天主教敵軍。似乎任何年代，同路人當中的異端都要比真的敵人可怕，就像四百年後西班牙內戰當中的左翼共和國聯盟，「正統」共產黨清算「同路人」托派份子的手段要遠比他們對付佛朗哥法西斯軍隊的時候殘酷。
「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也在這場敵友難分的漫長戰爭中亮相了，他先是在荷蘭奧蘭治王子之下服役，得到他一生僅有的「工薪」，對抗崇信天主教的哈布士堡王朝；後來，他卻掉頭投向也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亞王室，與老東家荷蘭為敵。他好像不覺得這裏頭有何邏輯矛盾，更妙的是和他同代的人也不以為這是個問題，於是他退下戰場之後就好整以暇地坐船去了荷蘭定居。
必須說明，大思想家笛卡兒可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學者，手無縛雞之力，汲汲於案頭以求「影響因子」的擴大。不，他可是個馬術高手，劍擊大家，除了《沉思錄》和《方法導論》這些曠世哲學鉅著之外，他還寫過一本《劍擊的藝術》。話說當年他不打仗了，乘船往赴荷蘭，身邊只帶着一個僕傭，口說高級法語，穿戴貴氣不俗，於是船夫和一伙商販起了歹念，想幹那亂世常見的勾當──打劫。他們用荷蘭話商量，打算先搶掉他身上衣物財貨，再殺了他主僕二人推到河裏餵魚。但是曾在荷蘭參軍的笛卡兒當然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便不動聲色地在一剎那間拔劍，先是一擊擊倒其中一人，再以劍尖指着另一個家伙的喉嚨，然後冷靜客氣地用荷蘭話告訴船上一眾：「我剛從前線回來，早已厭倦了戰爭。可是我不介意親自動手，殺光你們每一個人。要是不介意的話，可不可以繼續我們平靜的旅程，直到大家抵岸」？大伙全都嚇壞了，只好乖順聽話，把他安安穩穩地送到碼頭。下船之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分析幾何與現代哲學的誕生，「我思故我在」的世紀。
和大半輩子都活在「三十年戰爭」陰影下的笛卡兒不同，晚他兩代的萊布尼茲出生的時候，這場浩劫已經只剩兩年就結束了，各國代正在奧斯納布魯克（Osnabrück）開會和談，即將簽訂改變世界的《西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他將要面對的，就是這片滿目瘡痍的殘破大地，以及疲乏困倦的情緒。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