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有一位賭神，他調換位置做了莊家，呼籲全民參加他開設的賭局，揚言有錢大家齊齊搵，還指這將有助紓緩社會矛盾云云。
根據2011年4月18日《明報》「王于漸掃樓 帳面賺9000萬：知名經濟學者 02年倡停建居屋」的報導，前港大首席副校長、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多年來參與樓宇炒賣獲利甚豐。他於2010年接受《東周刊》訪問時更曾表示：五十八歲的他，快到退休年齡，亦不諱言「五十後」行運行到落腳趾尾，「我們二十出頭時，受惠於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那時內地搞文化大革命，根本無人跟我們競爭。後來內地改革開放需要人才，我們又正是被搶用的一群，即使到現在，『五十後』的經驗和才幹仍被社會需要，你看任總、馬時亨離職後仍可投身其他機構便知道了，一切歸功於歷史時勢。」
十七年前的「八萬五」和租置計劃
王于漸日前以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的身分，提出日後所有新建公屋可租可買的方案。作為香港知名的經濟學者和房屋問題專家，王于漸在特區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可說已是個公開的秘密：1998年，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七成自置居所政策和租置計劃，梁振英作為房屋政策主要負責人，王便是主要的智囊和倡議者。到了十七年後的今天，王再以團結香港基金名義，高調推出近百頁的研究報告，公眾對當中的建議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簡略而言，王于漸的建議正是重提當年的租置計劃，並建議將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八成。此一方案的重點在於：將現行公屋及居屋政策合二為一，統稱為「補貼置業計劃」，讓所有合資格申請人選擇「可租可買」或「先租後買」，樓價為中低收入家庭可負擔的水平，日後出售補地價的金額則鎖定在購入時水平。事實上，這計劃曾見於王于漸《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2013)一書，當時並稱為「資助房屋計劃」。以下是書中所宣稱計劃的優點(31﹣33頁)，以及其後影子長策會《住屋不是地產：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2013）中提出的質疑（51頁）：
此外王于漸又在書中指出，八成自置居所不但可以根治香港的房屋問題，更可處理香港面對的五個基本政治經濟問題。以下是王于漸所提的相關理據(36﹣38頁)，以及影子長策會提出的質疑（53頁）：
針對所謂「五個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資助房屋計劃和八成自置居所比率，充其量只能解決其一：「滿足市民對可負擔價格的住屋需求」；而對其四：「盡量降低物業市場，定期形成泡沫的制度性風險」，就更是製造而非解決問題的主要因素。就在不足十年前，香港仍有數以萬計負資產人士，王于漸卻置若妄聞，竟簡單地將樓市泡沫歸咎於「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沉重歴史教訓轉眼間已忘卻凈盡，現時樓市再度呈現脫離實際的虛高現象，彷彿政策偏差亦毋須為此負上任何責任（註）。
歸根結抵，以王于漸等一群經濟學家為首的新自由主義者，所推崇備至的半賣半送公共資產，表面上是還富於民，實質上是還富於商﹣﹣為普羅市民儲備足夠的首期，然後盡皆向一小撮地產商進貢。這套理論簡單地將政府與市場二分，卻漠視無節制市場的破壞力量，其實早已在近年大小的金融危機中盡顯──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正是由克林頓政府置業資助政策種下的次按危機禍延。當全球自由經濟的幻想早已破滅，新自由主義者仍抱持1970﹣1980年代的「成功經驗」，緬懷香港上一代人「白金升降機」的黃金年代，深信地產市場所創造的財富效應，能帶來安居樂業和社會穩定，自始至終，郤無視向地產業傾斜帶來的種種惡果。
買樓保值的日子已一去不返
在1980﹣1990年代，香港市民置業所帶來的巨大投資回報，令它不但滿足個人或家庭的居住功能，同時亦涉及保值、投資以至投機等多元化的功能。但到了1997年之後，當「周期性的商業起落」成為主旋律，不但令物業投資的風險大為增加，同時亦令置業自住的市民同樣膽戰心驚，生怕全家畢生積蓄，可能一朝化為烏有。儘管經濟周期難以預測，但它卻絕非無跡可尋，完全可以預見，隨著環球資金愈益無節制的高速流動，未來物業價格波動只會不斷加劇。置業無論是自住、收租抑或追求資產升值，作為理想長線穩定投資工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
就如在《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中，王于漸亦毫不諱言：「樓價隨經濟的起落而漲退，但新樓落成頭尾要三至五年，屬於中線投資，期間主要靠銀行對發展商進行建築貸款，同時對買家進行按揭貸款..... 經濟上揚帶動物業需求時，由於短期內無法增加供應，樓價和租金升得很快。雖然發展商急起直追，但新盤開賣至少是幾年後的事。地產由於生產周期等因素，容易呈現疑似的泡沫﹣﹣樓價上升，業主的賬面增值產生財富效應，令樓宇更形渴求；但新盤往往在經濟逆轉後才出現，此時需求已放緩，新盤突然顯得過剩，樓價於是掉頭向下；業主的賬面財富縮減，進一步壓低需求；需求一旦崩潰，所有人都認為，此前的是泡沫，現在則是爆破。由於地產發展無法避免上述決策滯後、建築期長、賬面盈虧對樓價落反映過火，樓市的榮辱也容易過火。」(68頁)
王于漸描述的是地產行業的一般情況，但他卻沒有明言香港所面對的特殊情況：首先，是地產行業的寡頭壟斷，令信息流通和市場反應更加遲緩，少數市場參與者能操控價格和牟取暴利，導致樓市泡沫的形成更為變本加厲。其次，是特區政府的嚴重政策傾斜，進一步令政治效應高度左右樓市發展，無論是剌激或抑壓樓市的手段，均容易變得矯枉過正、用力過猛而形成更大的市場不穩定性。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讓「無形之手」作出自行調節，促進競爭、減少干預才是根治良方。問題是地產業在本質上涉及城市規劃、土地供應以至利率及按揭政策等，實際上根本難以擺脫政策因素的糾纏，政府亦難以扮演市場中立的角色。要求減少政府干預只是紙上談兵，並不存在具體操作上的可行性。
歸根結抵，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置居所政策，被打造成一條只准向上爬的不歸路，令置業者不斷朝向私營化以至商品化的方向邁進。願意前進的難免跌入交易價值的旋渦中，不願意或無能力前進的，則彷彿會在社會階梯上被不斷拋離，造成置業vs非置業人士、公營vs私營房屋業主的社會差距，最終令所有人皆自願或是被迫地，繼續參與這個所謂「地產霸權」的遊戲。香港要尋求新的出路，要打破房屋金字塔階梯的專制，並不是要全盤否定自置居所的意義，反而是要開啟更多不同的房屋想像，讓所有香港市民能夠各適其式，真正釋放自由選擇、個人自決的能量，不用繼續在房屋金字塔階梯的怪圈中作困獸鬥。
註：參見陳錦華(2000)、Forrest和李健正(2004)、莫家棟及李健正(2013)等的探討：
Chan, K. W. (2000). Prosperity or inequality: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home ownership in Hong Kong. Housing Studies, 15(1): 28-43.
Forrest, R. and Lee, J. (2004). Cohort Effects,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and Hong Kong’s Volatile Housing Market. Urban Studies, 41.11: 2181–2196.
Mok, F. and Lee, J. (2013). Just Housing Policy: Is There a Moral Foundation for a Homeownership Policy? Housing Studies, DOI:10.1080/02673037.2013.77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