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註：本文寫於2013年鄭國漢受嶺大校董會委任為嶺大首席之日，刊於當時主場新聞。及後作者發現網上已無可閱此文的連結，今嶺大醜聞日日新，鄭國漢向陳雲發警告信，伐害嶺大校統，特此重貼文章，以為記述。
他說，嶺南面對的挑戰，是區內以至世界名牌博雅學院的掘起。
他說，嶺南接下來的五年，畢業生水準與城理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十年後要成為亞洲最有名的博雅學府，畢業生水平追上中港兩大，對僱主和大眾而言是最好的。
他說，學者的研究成果，在個別範疇上將會對社會有影響，能告訴世界其研究成果「有什麼用」。
他說，他是學術自由的守護神。
聽著鄭國漢的「治校宣言」，我面容扭曲，心想他究竟在說什麼？嶺南大學創校百載，靠的從來不是「超英趕美」式的前現代思維。中港大眼中根本沒有你，你又何必放人在眼內。鄭國漢未做校長，嶺南歷史、文史哲直認「唔識」，還夠膽進我校門，睥睨「不及城浸理、惶論中港大」的嶺大學生。
這「治校宣言」，自然也是符合教資會的商人治校思維的。怪不得鄭國漢進入諮詢會會場時，只有校董權貴拍掌，學生群眾漠然。把「治校宣言」翻成教資會語言，正是「院校競爭」和「擇優原則」。
「院校競爭」、「擇優原則」和強調研究成果的商業化思維，伐害大學久矣！「擇優原則」是教資會在九十年代提出，至02年由《宋達能報告書》確認的綱領，影響大學教育至今。將院校置於競爭位置，再加以「擇優」，造就「院校分工」，其實也令院校無法自決方向，只能跟教資會定下的角色走，以「符合社會需要」。於是大學又分成「研究型」、「教學型」，定型之下，資源分配也僵化，然後各院校又要在不公平的基礎上「競爭」。
博雅教育的精神，首重本科生教育，研究次之。紐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認為，提供博雅教育的大學，應重「傳授」學問而不是「發展知識」。而其主張之中，大學應重「性格之模鑄」，重視育人的角色（《大學之理念》，金耀基）這說法可謂是博雅教育的最佳註腳。陳坤耀當年推廣「博雅」，也明白到這跟教資會「重研究輕教學」的主張有很大分歧，折中地提出「教研並重」，可算是局限之中的調和。
亦因為這個原因，當年陳坤耀確實沒有設立研究考勤，在他任期裏，大學有政策管學生的學風，沒有政策數教師的研究量。我固然無意為管理學風的政策背書，那不是一紙政策可以造就，但起碼那時的校長知道，嶺大要走自己的路，應該做些什麼。放諸今天，鄭國漢只懂說幾句十年八載之後，嶺大可踏上成名之路，畢業生平步青雲，大學不再談育人的理想，只懂爬排名的階梯，嶺南的未來，可以想見。
研究考勤的政策，嶺大行得最遲，要到2011年的教務會，才通過一條助理教授須以研究為升遷指標的規定。而在當時而言，這標準已廣受其他院校所用。通過之時，小弟以觀察員的身份在席，沒意會到政策的嚴重性，印象中只有一位教授有提出問題。到後來，我做有關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再回想，才知道這是伐害博雅教育的政策。因為「重研究輕教學」的綱領正式成為嶺南大方向，不但與博雅原義相悖，連折中過的「教研並重」也違反了。
所謂以研究考勤，其實不過是計算論文的引用率。無論人家引用你的成果是為了證成、反駁、批判，還是沒有「人家」，是自我引用，都一樣計進引用率中。引用率可計算成學刊的引用指數，學刊的「影響力」便由此而來。於是，研究作為教員升遷的指標，不過是要求他們寫出能刊在高引用指數的學刊的論文來－－至於學者有沒有做好教育，根本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因為要爬排名，只須趕上論文引用指數。
說這麼多，其實沒有離題。鄭國漢的辦學思維，完全符合教資會模式。在他的「治校宣言」之中，說到要「個別研究領域達到中港大水平」、「學者要回答其研究在社會有什麼用」，跟教資會說辭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不會對教資會的考勤標準有所質疑。這也解釋了為何他為什麼不介意以引用指數來證明研究水準的優劣（〈英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2003）。
我雖對「學識廣博、生活高雅」這種簡化而偏狹的「博雅」定義有所質疑，但不得不說的是，陳坤耀曾幾度與教統局、教資會唱反調，走自己的路。那時教資會提出「學分轉移」的構想，讓學生在八大之間選科流動，錢跟學分走，看似是選科自由度大增，實際上令弱勢院校資助更少，難以發展。陳坤耀高調提出反對，最終政策沒有落實。有趣的是，當年鄭國漢撰文，卻形容政策是「必有之義」（〈英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2003），恰成對比，認為那能增加讀大學的機會。
之所以對嶺大未來有擔心，正是因為新校長將會成為教資會政策的推手，一發不可收拾。陳玉樹校長雖然沒有舌戰官員的氣勢，但入主嶺南之後，對校園各方都有尊重，教師學生都有空間發揮；他雖然不像坤耀懂得推銷「博雅」招牌，起碼知道所須的硬件，算是蕭規曹隨、無為而治。他曾在一篇聲明中夫子自道，自己是「低調」的人，喜歡放手讓下屬去做，自己不會干預太多，也是真誠之言。也因為這份尊重，他不會像鄭國漢一樣，將一套「超英趕美」的方向壓在嶺大頭上。
在今日，無論中共還是教資會，都不希望學術自由的原義得以發揮。前者害怕學術自由發揮出爭取自由的意志，後者只望學術自由能推動「實用研究」。如是者，大學就真正淪為職訓場、研究也不過是流水作業。鄭國漢左手支持梁振英，右腦用企業思維加諸我校，嶺大還能走自己的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