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許多人爭相轉換法國旗頭像，以表對巴黎事件的支持。而明明在黎巴嫩、伊拉克、新彊、尼日尼亞等地幾乎同日遇襲，而且死亡人數在巴黎的幾何級數之上之事，卻無人問津。
本能地，這引起一派的言詞：這是偏頗的同理心，是為自已頭頂戴上緊貼潮流、仁愛道德的光環，事實上對瞭解這個世界的努力方面，這班人完全一無所知，被帝國媒體牽著鼻子走。
而亦自然地，爭論很快會被打成「左右之爭」，一切反美、「大愛」之言論會自然打成「左膠」之列，然後另一方爭相還者指批評者「離地」，其中以葉某君的《你憑什麼》最為廣傳，內容大抵為「轉頭像是我僅能做的」、「你甘叻，點解你唔上前線打IS？」、「我無法盡知天下事」、「同理心有偏頗是很自然的事」等等。最後，這些爭論沒能深化下去，已經是「左膠亂港」；也如同典型的網絡「討論」，除了訴諸辱罵與人身攻擊，其實沒有長進到什麼。
這裡我小打一文，以圖疏理這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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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人提及過的「二次傷害」
關於為何轉頭像是輕浮、廉價，於我來說其中之一的主因（也是沒怎被有系統地提出的），是造成「二次傷害」；但主要不在巴黎人身上，而是世界各地受著同樣困苦（而且級數和時間是倍數較長）的人身上。
可以想像，若我生於暴力家庭，還被家父性侵，除了把我當性奴隸，還迫我食屎飲尿，我整個童年成長都是充斥被強姦的過去。雖然奮力抵抗，而且多次出走派出所、長老等的協助，還被冷落。惟鄰居的孩子，被性騷擾了一次，即全村集會聲援、法官對孩子批出人身保護令，警員囤駐家門外；而且，全民爭相送禮安慰鄰家的孩子。你作為自小被性侵的孩子，這種事情看在眼內，自然不是味兒——而事實的確如此。
目前看不過眼的，其實絕對不止於「香港左膠」（其實是誰？），其實許多身處戰區多年的人民，亦同樣感覺到受傷、不對等、差別待遇。比方說，昨天以來黎巴嫩網絡界一遍憤憤不平，網絡博客公開質疑為何臉書設置了「巴黎恐襲報平安標籤」，卻沒相應的貝魯特版本。名為「敍利亞基督徒」和各種解放巴勒斯坦、關注加沙的阿拉伯世界網絡群組，亦大表失望。在東烏克蘭的群組同表痛心，其中一個更指責「《查理周報》日前刊登漫畫恥笑俄國民航機被炸毀，而完全無人理會；今天巴黎同受恐襲，卻全球痛哭，那是哪門子的公義？」。
香港作為一個受歐美寵愛的小孩，從沒感受過被歐美冷落是怎樣一回事。但可以想像，如果佔中期間市民被警員扑爆頭，甚至學生血流披臉，BBC、CNN隻字不提而離去，大概香港人也能感受那種無助感。記得佔中結束後，英駐港領事館籲大家接受政府方案，大概就是那種無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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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誤判，不只傷害他人；也蒙蔽自已
「都搵黎講，你身邊有個黎巴嫩人同你呷？」
誤判之發生，總在大事；但其effect，總展現在日常瑣事之中。Patrick Cockburn的《The Jihadis Return..》中就提到利比亞內戰期間，西方媒體渲染指軍政府在反抗軍區大肆強暴婦女，更聲稱發放了7萬份問卷，訪問了140人；惟雖後來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聯合國委員會均指出，這份報告的真實性完全無法考證，她依然成為主流對卡達菲政權的印象，也成為反抗軍之中的重大宣傳故事。結果，接得這宣傳的反抗軍士兵，對每位活擒的政府軍士兵進行難以想像的酷刑，並近乎不對戰俘留活口，只因他們相信自已的妻子確實比政府軍強姦過了。
看的雖都是特大級數的國際政治新聞，但一旦誤判發生，Effect就在日常的basis慢慢滲出來：父母將不會容許孩子前赴伊朗旅行，人們將不敢光顧重慶大廈內的絕佳餐館，我們並因而錯過世間上許多值得我們留意的東西。同樣地，有個有色人種在街上跟你打招呼，你可能予以冷待，只因你的誤判——認為他是難民，認為他是恐怖份子——而明明他是土生土長。消息傳開，回到去會是對方社群的Gossip：「香港人都好串」；造成的是群族傷害，難以掩飾的是港人的無知。
歐美群眾對黃種人冷待，大概亦出於此種誤判：黃種都是中國人，中國人都是財大氣粗，來炒我們的市。香港人痛苦陳詞「我們與他們不同」，卻未圓所願。然，香港人跟中國人不同是可以的，但難民跟恐怖份子是不同的，卻不可以；什葉派跟遜尼派是不同的，又不可以。凡抵辯護，試圖說明穆斯林世界異質性之大者，均為「左膠」。一方面，港人害怕自已被label成某一不受歡迎的族群，卻從不害怕誤判地label了別人；一方面，祈求這些來自歐美的誤判不要發生，一方面卻在對穆斯林的事情上，坐視、助長這些誤判的發生。
質疑轉頭像，就是批判媒體霸權本身
誤判之所以可以發生並鞏固，有賴媒體的推波助瀾。誠然世界之大，我們不是上帝，無可能一一知悉世界角落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而把事情呈現到我們眼前；起碼就目前社會的模式而言，媒體依然是較重要和威力較強的一環。當抨擊「轉頭像」時，其實首先要攻擊的，就是對媒體偏頗的攻擊；亦即在反映一種：我不願意被媒體餵養、主導我的思考的表態。而即使我同意無法盡報天下事，但已報導的事情（如巴黎vs貝魯特）都有如此落差，如法國之新聞則「持續更新」，而且跟貝魯特的是10比1的比例，這就不是「我看不看到」、「能否盡覆蓋」的問題了；而是，「我的確覆蓋了，但我冷待」。隱形後面細聲的一句，就是：「吹咩」。
如果我們認為巴黎值得更多的注意，是因她甚為慘烈，我們背後的assumption是有條隱形的scale，取reference自自已的經驗（如香港、媒體中常見到的西歐），才能判別什麼是「慘烈」；因我們不能從空白中，混沌中自創「慘烈」的判斷。Assumption之所以是潛移默化，是因為非洲、中東等地的reference完全不在我們的reference之列；或是，這些「reference太radical」。我們在自我成就這些世界觀的過程中，已經給這些「事態嚴重程度」與否自圓其說地歸了邊、分了類；只因這些地方（中東非洲）完全不入流，不在我們日常媒體的報導之中。
當我們每每打開電視時，是美國總統的講話原文節錄，但卻從未聽過印度總理的一句原文；打開電視看到的是英國大選選情，卻從不知埃及有哪幾大政黨，我們每每看新聞時，就是在進一步鞏固自已對歐美世界的文化認同和向心力。而確實，我們不知埃及有啥政黨、印度總理任期可有多久——繼而，完全不知黎巴嫩、伊拉克同日受襲，其實也是作為某種媒體霸權、偏頗下的受害者；並繼而，無可掩蓋的，揭露了我們的無知。
抨擊「轉頭像」本身，正正是針對這種媒體霸權與傾斜。亦因而，無以駁回初狗衝去轉頭像者是被媒體牽引；繼而，對世界無知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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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對自己誠實
你（也如同我）可以無知，但不能不誠實。
「廉價」、「消費」所指，是對這種知識、眼界的急忙「購買」、「補獲」，而每每世界有「大獲野」發生了後，我們反應總是如此——卻又不承認。
所謂「廉價」，意指平常沒為瞭解世界、改變世界付出過任何東西，卻輕易獲取了某種「關心社會」的道德高地；繼而，「消費」所指是如同購買一樣，透過付錢（按一個Button）就可以獲得某種商品（高尚、仁愛、緊貼時事）等的標籤。
每每我們說某君騎劫太輕易，如大學中分組做功課（part pro）時，某懶君不甚貢獻，只在present當日現身，卻可獲得成果（如grade、學位）時，我們會說他是「騎劫」；underlying的implication就是他也「拿得太輕易」。其實「轉頭像」獲取某種牌坊之舉，亦正是某種「只在present日現身」類的輕易；原因在於這些轉頭像分享中的不少人，實情平日向來對社會世界不甚好奇，枉論觀看什麼書本或分析性文章，連上外國網站看看世界新聞之事亦不曾會做。到底是「一向都好留意世界」還是「廉價的」、「突發的」，不是你一個摸摸鼻子說了算。若自問對世界認知足夠，且不是被牽著鼻子走，堅信自已的判斷力充足而不為自己對世界的無知感心虛、站不住腳，又何須被一句半句「廉價」、「消費」之批評觸動神經。醜話說得盡，就是這類批評特別適合自知不足者，對號入座。
四出為懷濟世的仁者，不因遺忘一名貧者，而即千載名譽一朝喪；同樣地，不是我一句「我不是消費」就「我不是消費」，一個人的言行永遠有往跡可尋，歷史永遠作最終裁判。
最先分享黎巴嫩和伊拉克遇襲的，正正是最「左膠」的媒體和人，而明明這些廉價的轉頭像黨，in the first place就受「左膠」資訊餵養，才對巴黎以外的世界遇襲一事，所知一二。既然如此，又何需一句「我無法盡知天下事」來掩飾自已的無知，以及過往對世界的冷漠。
時間永遠都提供證明的機會
批評轉頭像風氣的真正重心，不在於批評同理心本身；而在於攻擊背後的整個新聞觀、在於攻擊背後一整個對世界的assumption（如上面說的「慘烈程度參考Scale」）；也在於諷刺「突然正義」者日常對社會、世界事務的缺席與無知，而這點不是當事人說了算。Post了一張燭光照說自已去了維園，也不推翻你過往一整年間，對本地各種事務缺席和缺乏關懷的事實。
這裡不是要做一種法西斯，迫使人人成為專欄作家，唸博士學位，才有資格關心巴黎，而是作為一種提醒。箇中誠然有來勢洶洶者，而言辭的失當確無從推卸，但其不影響判斷／欲批判目標性質的本身。你的同理心可以完全真實，但媒體傾斜、無知（客觀的意思，不是價值判斷）亦可完全真實；而同理心與消費之間，亦不全然是mutually exclusive。但如果我們無需唸過博士學位，才能表達對世界的關注；我們亦無可能如葉某君所言，要「去中東打IS」才叫出過力。但我只求大家對自已的言論、判斷都負責任。
其實自已是否無知，有否努力過，如若有廉恥之心（包括我），應該看畢文章後，自然心中有數。倘若人必須透過帳戶來洗清自已的歷史，那未來仍然是開放的。時間總一再提供機會讓人澄清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