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獲邀參加「突破山城節」之後，不禁看了一下《十年》的簡介。我立時想到的，並非未來十年香港會變成怎樣；而是過去十年發生的事情，是怎樣令香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電影預言的世界不難應驗
2005年的十二月，世貿在香港召開部長會議，就算對會議內容毫無印象，也會對韓農和街頭抗爭記憶猶新。事實是自1997年回歸之後的八年，由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市泡沫爆破、千禧年和反全球化運動、從中國入世到沙士一疫，各種挑戰和衝擊浪接一浪，卻很少屬於純粹本土的議題。
2005年之後，香港踏入相對平靜的復甦期，但新的鉅變卻在悄悄醞釀中。一方面是天星、皇后碼頭、喜帖街等事件，既代表著香港保育運動的冒起，亦標誌著俗稱「八十後」的新一代，開始把焦點迴歸到本土議題上。另一方面則是2003年中央的各項措施，從自由行、CEPA以至後期的各項大型基建，卻又標誌著中港關係踏入一個新階段。
2009至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可說是過去十年歴史的分水嶺：一方面菜園村成為保育運動的高峰，罕有地從社區提升到全港的層次。另一方面，反高鐵卻標誌著中港融合的恐懼，已逐漸由想像變成真實的威脅。隨後數年，國教、雙飛、水貨客和普選落閘等接蹱而來，族群身分矛盾迅速進佔輿論空間，社區層面的保育運動反而愈益靠邊站。即使重大如新界東北事件，亦並無牽起廣泛的社會迴響。
《十年》可說是順著過去十年的歴史軸線，探討未來十年香港可能走到的境地。在相當程度上，五段短片均勾勒出異常黯淡的圖象，甚至讓人有危言聳聽的感覺；但亦正如電影宣傳標語──「為時已／未晚」，不無著跡地時刻刻意提示著：未來仍要看我們如何共同實踐，悲觀樂觀全視乎我們如何共同塑造。假如香港仍順著以往的路繼續崩壞下去，則電影預言的世界大概亦不難應驗。
為咗搵食，可以去到幾盡？
然而電影無論如何誇張聳動，仍總不難在現實中找到相關的軌跡。例如中港矛盾勢必進一步放大（國安法、恐襲、普通話、港獨、自焚、政治審查...），而文化保育的路則愈走愈窄（標本、廣東話、本地蛋...）。正如《冬蟬》一段的導演黃飛鵬便指出，相對於跨境政治的大議題，社區保育並沒有真正引起多數香港人的重視，以至片中帶出保育終將成為個人行為，只能留在家中孤獨自閉地完成。
《方言》一段的導演歐文傑，更多從這種所謂「多數香港人」的角度出發，基於賺錢需要強制的士司機學講普通話，甚至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說不知，運輸署確曾研究將普通話列作的士司機發牌條件之一！）「為咗搵食，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這是歐文傑提出的沉重詰問，亦是影響十年後香港的決定性因素。（這立時令我想起黃子華「搵食啫，犯法呀？」的經典片段，未看必看。）
類近論調亦來自《本地蛋》的導演伍嘉良，他指出香港社會正一點一滴在歪變，但人卻可以不經大腦地照單全收，以至判別常識的能力也日益喪失。作為一個銅幣的另一面，則是權力正無孔不入地滲透各領域，一切日常生活細節均可能成為打壓對象 ，「任何事情彷彿都會成為高牆的對立面」。但正如在回應《十年》的題材是否過於敏感時，伍嘉良便指壓力根本毋須來自官方規定，更容易是來自市場的自我審查而已。
還是那句：「為咗搵食，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
威瑪德國與群眾社會
仿效電影略帶危言聳聽的語氣，我會追問香港人是否已真正政治醒覺？我們的公民社會正健全發展？抑或連公民社會是否存在仍是一大問號？提出這種質疑的基礎在於：相對於多元理性的公民社會，亦有與之對立的群眾社會（mass society）──那種民粹主義的社會躁動，烏合之眾式的政治動員，彷彿是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實際上卻剛好相反，只是由憤怨、仇恨和情緒組成的一團虛火，在瞬息之間大起大落，在不同取向之間左搖右擺。最終盡皆變成社會內部的自我消耗，無法長遠累積成正面的政治能量。
我對群眾社會的關注，乃源於2010年陳健民關於威瑪德國的文章，以及由此引起的爭議。經歴了數年來的風雲變幻之後，重讀自有百般滋味在心頭。
相關活動：
「右傾悶局下的左翼地理批判」
鄒崇銘／蕭裕均
12/5（六）14:00-16:00
香港理工大學PQ304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發展中心合辦
《十年》將於12月17日在百老滙電影中心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