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訴諸生死存亡，來動員政治行動，並非今年開始，但在2015年，我們似乎漸漸見得清這種政治的反效果。相對於溫水煮蛙之政治無感，這一「以極端危機感作中介」的政治文化，其實同樣會綁架掉我們社會的組織力、判斷力和想像力，最終成為反噬。
首先是政治分歧。近幾年本來十分複雜的路線分歧問題，往往給簡化為背叛出賣等指控。讀者請留意，分裂不止於溫和和激進派之間，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激進黃絲中間，及年輕人們的學聯及退聯之間。
2015年，愈益碎片化的派系互鬥，以至歇斯底里地無限細分是否同路人的狀况，比2014年更甚。這造成了草木皆兵的局面，因而短期內反對派的政治團結，近乎不可能。
何以致此呢？在我看來，那一由極端危機感所中介的政治文化中，包含了某種一元化的政治心靈，因而總是草木皆兵。而且，在宣告這一危機的同時，人們更期待着某種前所未有的行動，能一下子扭轉現實。因而，危機同時意味着決斷和行動。
恰恰是這一極端危機感所中介的政治，使這年人們的目光離不開「緊急的當下」，365天，我們都注視着別人所謂的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刻，然後期盼着「當下」能爆發一次性扭轉、所謂能贏的行動。
可是，當下之外，「過去」和「未來」又怎樣呢？
我能想像的回答是：「過去」沒什麼好提，因為這全是失敗的運動，而未來則視乎當下能否勝利，答案若否，則未來只會是當下焦慮的延續。
2015年，瀰漫的正是這種切斷過去，失去未來，窮得只剩下「當下」的氛圍。
這完全是英雄化了的當下，它看不見時間和結構給社會自身所造成的制約，而對過去更不屑一顧，只幻想一下子擺脫舊世界的束縛（所以特別沉迷世代政治），並總愛草草宣判失敗（如雨傘運動是失敗的，毋須延續）。
對於未來，則更常常失去想像力。也就是說，既然當下沒有「贏」，那未來，將只剩下焦慮，即當下危機感的延續。這是因為，單一強大的焦慮成功騎劫了我們的想像力和觀察力，致使我們無法看得見現實中微細的張力變化，亦無耐性細究那多元、立體和複雜的社會構成。而在極端危機感下對一次性扭轉的期待，使我們無法以漸進的角度思考未來進程，因而無法肯定細微的改變，更遑論以新角度看待舊問題的創意思維能派上用場（人們不禁疑問：這未免太不徹底了？！）。最後，是當下的焦慮取代了未來。
或許，2016年，我們得超越「當下」，使之變得謙遜，並嘗試重拾過去，真正以想像打開未來，如此這般，我們才有可能擺脫一點點困境。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