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 唐家成先生之公開信
敬啟者：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為各間受資助高等院校與政府之間的中介組織，主要負責與各院校商議高等教育界的發展，並向政府提出高等教育界的撥款建議。教資會的權力非常強大，掌控了各間院校最主要的兩項財政來源，分別為教學資助及研究資助。大學發展相當取決於這兩項資源的分配，教資會可謂掌握了大學的命脈。因此，教資會主席一職，責任非常重大，任何錯誤的決定也會對各大學教育造成重大影響。故此，本會特意撰寫公開信給剛獲委任的唐家成先生，要求唐先生回應下列數項近年較逼切的高等教育議題，並承諾會以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為最首要的考慮，抗拒作任何政治投誠及為一已私利破壞香港社會珍而重之的高等教育界。
不容政治干預學術
自主權移交過後，香港曾多次出現政權干預學術自主的事件，例如董建華時期的鍾庭耀事件以及曾蔭權時期的「教育沙皇」李國章所引起的教院風波。凡此種種，均說明政權對高等教育界早已虎視眈眈，並視學術自由為阻礙其管治的洪水猛獸。時至今天，梁振英政權更是變本加厲，將其魔爪延伸至個別的教職員升遷，港大陳文敏事件就是最好一例。教資會同為高等教育的持份者，也遭到政治干預，2015年年初左報《文匯報》就洩露了當時仍未公布的教資會研究評審工作報告內容，藉此攻擊陳文敏。政權步步進逼，令大眾相當憂慮學術自由的存亡。有見於各任行政長官屢屢視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為無物，大學的持份者不論是本會、校友、教職員及學生終忍無可忍，要求修改現時規管各大專院校的條例，取消行政長官自動擔任各院校校監的殖民制度，以及廢除其委任校內管治團體的權力。
本會希望唐主席能承諾於教資會中積極推動修例，廢除行政長官任校監及其委任院校最高管治架構（校委會及校董會）的人事任命權力。
檢討大學資助的架構
有報導傳出現任校監梁振英曾多次呼籲香港商界不要再捐助香港各大學，並認為各大學的自資課程收入可觀，早已有充裕的資源。這番說話一方面反映梁振英人格卑劣，期望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向商界施壓，減少大學的收入，來懲罰高等教育界的不利其威權管治的公共參與。
商界對各大學的資助是相當重要。在主權移交後數年，特區政府以及教資會共同大幅削減大學資助經費，當時的削資經已引起大學持份者強烈不滿及持續抗議。持續削減經費後，政府率先提出等額補助大學籌款基金（Matching Fund）等撥款制度，鼓勵大學向政府以外的商界籌款，以補償被削經費。各校唯有開辦自資課程以穩定學系財政，應對經費不足的問題。由此可見，特首政府處理大學財政狀況的手段相當無恥。無恥之處在於政府首先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削減大學經費，把維持大學財政的重擔推向大學校方以及外界籌款。時至今日，梁振英更要呼籲商界不要捐助大學，實為刁難大學，借故扼殺大學教育的發展。
教資會作為處理高等教育界撥款的機構，維持各院校的財政穩定是責無旁貸。本會希望唐主席能認真看待高等教育界撥款的問題，檢討各大學現在所獲得的資助是否足夠。教資會也務必擔當把關的角色，防止政權利用教學及研究資助撥款制度來要脅及干預大學運作。
另一方面，本地學生第一年資助學位的數目一直維持相當低的比例，隨著香港社會逐漸發展，政府財政非常穩建，接受高等教育對一眾合資格的莘莘學子來說更像是一種權利，所以本會認為有必要增加資助學生學位。
停止高等教育市場化
除了來自政權的干預以外，教資會以往所提倡的高等教育市場化也同為對院校自主的干預，「優配學額」機制（學額回撥）就是其中一例。本會過去數年已經多次要求教資會停止學額回撥計劃。這計劃無疑是忽視各間院校之間不同的定位及辦學理念，強行要求院校統一地發展迎合市場需要的學科。在現時撥款機制底下，學額回撥的結果就是造成院校之間的惡性競爭，各校費盡心思從其他院校中搶奪更多學位，一些較少市場需求的學系則面臨殺系的危機。因此，本會要求唐主席承諾上任後取消學額回撥，並檢討現時的撥款機制。
2016年，香港的高等教育界面臨事無前例的挑戰及打壓，特別是來自梁振英政權的政治干預及市場化的趨勢。而教資會的角色也隨之變得相當重要，當初教資會的設立就是要避免政府直接干預各院校的發展，以政權的私利凌駕公眾對真理的需求。
本會在此要求唐主席承諾以下訴求：
1. 推動修改大學條例，廢除特首必然擔任校監制度及其人事任命權力
2. 堅守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對抗來自政府的干預
3. 檢討大學資助機制，增加大學資助
4. 增加資助學士學位
5. 撤回學額回撥制度
此致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 唐家成先生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