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康復的精神病患」，直到今日，在一般大眾的想像之中，這個說法定然是矛盾的。所以每當遇到一名剛從病院出來，或者曾經接受過心理治療的人，我們常常會感到一絲絲的不自在。因為我們總以為患上精神疾病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幾近着魅的狀態，不知由何而起，亦不知何時告終，以至於根本談不上是否有所謂的「康復」。這種不自在，源自於精神病患動搖了我們對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基礎；什麼叫做「異常」？什麼又叫做「正常」？誰能確證其中邊界何在？誰可確證曾經跨過那條線的人能夠自此安然歸來，不復逾越？不復聽從那一頭的回聲呼喚？
所以，當阿比．瓦堡在1924年回到漢堡的時候，他的家人和助手大概也很難免除類似的焦慮。他從來就是一個易怒的人，時常沒來由地為了一點小事爆發，到得後來，越演越烈，甚至發展出種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現在，他證明了自己的康復，重新回歸家人的環繞。然而，就在大家眼下，他為了庭園中一株新植的樹木發作，好在他的妻子瑪麗適時調開了他的注意力，不必在全體家族成員面前尷尬。接下來更大的麻煩是那座圖書館。他不在的這幾年，這座圖書館的名譽與藏書量皆成比例地增長，新聘了幾個他不認識過的助理。那些人全是他最親密的助手Fritz Saxl招回來的，儘管他們沒人見過瓦堡，但都崇敬他，視之為傳說中的不世出奇才，主要是靠了Fritz Saxl的講述。Fritz Saxl後來在學術上的建樹不多，他一輩子幹的事就是維護瓦堡，替他營運一座日後將在史上留名的研究所，在納粹的威脅之下將整個機構和它的所有藏書搬到倫敦，然後在那裏主持工作、指導學生，將瓦堡那不可歸類無以名字的學問方法傳遞下去，弘揚光大。他是一個犧牲了個人功業，全心侍奉老師的弟子；沒有他，我們今天可能就不會知道瓦堡。但瓦堡一回來看到他的圖書館就生氣了，因為Fritz Saxl竟然挪動了書籍擺放的秩序；那怕他是為了大家方便，想用一個更合常理的原則去整理那些藏書。要是忠實秉照瓦堡原意，那座使人暈眩的圖書館就算不會讓人懷疑它是精神失常者的惡作劇，也至少會教人感到一時的失序與錯亂。
在意大利學者Francesca Cernia Slovin的得獎著作《Obsessed by Art: Aby Warburg: His Life and His Legacy》裏頭，有這麼一段描述：「多年以來，他相信Saxl正在毀滅他的工作，變更他那聞名圖書館的秩序，最重要的，是趁着來病院探訪的時候偷偷帶出他的筆記去出版。多年以來，他相信他所受的這一切，留在病院，實際上皆是一個陰謀的結果。他開始懷疑所有人，甚至包括他的家人。（妻子）瑪麗為何會接受這些安排？（弟弟）麥斯為什麼不站在他這邊」？
「Bellevue Sanatorium」這家開在瑞士的精神療養院可不平常，在賓斯萬格（Binswanger）一家三代人的經營之下，它是全歐洲最顯赫的心理疾病機構，曾經接待過尼采，治過精神分析史上首例個案Anna O，以及眾多富商、政要、作家和藝術家。就在瓦堡住院的時候，一代芭蕾巨星尼金斯基還做過他的病友（雖然後來他被宣佈為『不可療癒』）。真可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更別提它所座落的環境水秀山青，它的食堂可以媲美大城市的名店，它的閱覽室很有品味，它的空間氛圍安靜怡人。難怪有些離開了的人會時不時想回來再療養一下，把它當成一個有知識有教養的文明人的度假休閒聖地。
當然，彼時它最大的吸引力來自於主診醫生路維．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存在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之一，當過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學生，又受到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的影響，將現象學中的「此在（dasein）分析」匯入精神治療，寫下許多極其重要的論文，傅柯最早的作品之一就是翻譯並長篇導讀其《夢與存在》。不過，就像傅柯所說的：「如果認為賓斯萬格的分析是把有關存在的哲學概念與方法『應用於』臨床經驗的『素材』，可謂謬之極矣。對他來說，分析的要害在於復歸具體的個人，揭示存在的種種形式和條件得以關聯的場所」。是的，他首先是個醫生，然後才是思想家。他關注每一個病人，不帶理論預設地聆聽他們對於自己症狀的解讀。他知善、冷靜、充滿自信、善於聆聽。所以瓦堡喜歡和他說話，更何況他博學多聞，對什麼都感興趣。他更同意瓦堡的建議，讓瓦堡在院中對着全體病友和工作人員做一次學術演講，好證明他已完全康復。瓦堡的主題是「北美『胡皮人』（Hopi）的蝮蛇儀式」，關係到了一個文化如何組織自己的世界觀的問題。
賓斯萬格醫生應該喜歡這個建議，在他看來，精神疾病的本質無非是「世界的再造」，是「『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之基礎結構的調整」，患者總是會挪動了他們對於時間、空間、身體感官，以及社會關係的生活經驗。最粗糙地講，患病和治療都是一種秩序的調整。
畢竟是個經過診治的精神病人，瓦堡知道自己的毛病，知道這座圖書館其實已經不只是他的了。那怎麼辦？如何解決既想將之公開，但又不願見它扭曲變形的這種矛盾心理呢？他的辦法就是走回老路，重新排過所有書籍的順序。這是他的老習慣了，早在剛剛開始組構藏書的時候，他就喜歡不斷整理它們的位置。每一趟重整，都反映了他當時的研究興趣和課題範圍，他似乎有種能把觀念和理論空間化的能力，總是會按着處理問題方式的更易，將書籍擺佈成不同的構圖。
Fritz Saxl和其他助手的苦惱正常不過。假如一間開放給公眾的圖書館老是改變書本的位置，今天這本書還在這裏，下回它又被送到另一個架子上去，恍如一座不斷移動圍牆與邊界的迷宮，那還算得上是一座可用的圖書館嗎？然而，阿比．瓦堡並不胡來，他有一條原則，叫做「好鄰居規則」，意思是每一本書都像一個人似的，總是願意和最能與他和睦相處的鄰人為伴。那書又要怎麼樣找到它最好的鄰居呢？答案是把每一本書看成一個問題，放在它旁邊的書則是它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衍伸。比如說尼采的著作，最該住在它隔壁的，或許不是姓氏同樣由字母「N」開首的哲學家，甚至不是曾經啟發過他的叔本華，而是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因為在瓦堡的觀念裏頭，他倆都是真正看到古典世界非理性衝動一面的天才，他倆的書恰好彼此光照，映射出一方明亮。
所以這還真是他的，是阿比．瓦堡一個人的圖書館。當他老朽，當他死去，再也沒有誰會隨意挪動全館秩序，這座圖場館就是一個古代生物的化石了。好聽點說，它是一份大思想家的遺產，一件不再生機勃然地不停變化的裝置藝術。它是一個人的大腦標本，被迫公開，讓後來者加瓦添磚，在裏頭走動或者默坐，要比他同代猶太人愛因斯坦的大腦更加透明，更加坦露透徹地任人檢索。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