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剛於上星期公開2016-2019三學年優配學額的分配結果，結果顯示嶺南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成為輸家，兩間大學首學年的學士學位數目將減少約百分之四。
教資會在2009年開始實行優配學額（又稱學額回撥）機制，要求各資助院校提交首學年的學士學位一定百分比作回撥，院校同時需要撰寫學術發展建議書，以競逐回撥學額。在此情況下，各院校被迫迎合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如政府認定香港需發展零售業、文化管理、紅酒業等產業，院校隨即跟隨，開辦此類課程，才能有競爭力取得學額，這種資源分配方式造成各大學必須相互競爭，大學的辦學理念不被重視，取而代之的是教育只是商品，為政權的需要服務。
另一方面，各大學的獨特性亦被抹殺，例如是次被裁減學位的嶺南大學是博雅學府，講求的是人文精神和通才教育，故一直未有開設專業（如醫學、生物、科技、教育）的學科，而嶺南本身着重的是師生之間的連繫，所以本身是小院校，只有二千多個學位。
但在政權的主旋律下，嶺南仍然被迫開設科學類學科加強競爭力。從這例子已可看到，在政府鼓吹下，各院校的辦學理念已蕩然無存，只能單一地配合政府的發展要求，人文學科只是被裁減的存在，而浸大的情況亦類近。可見學額回撥只會造成院校間的惡性競爭，無視不同大專院校以教學型、研究型或綜合型等作不同定位的差異，院校的獨特性更被政府視之糞土。
更可怕的是，在學額回撥中失去學額，背後代表的是將失去部分資助學額的補助金，在現時政府的教育開支下降、梁振英呼籲商界不向大學捐款、高等院校配對補助金暫停的情況下，政府的補助是大學最重要的收入。政府削減經費下大學只能無奈接受，更向政權靠攏，以獲取更多資源。
更甚者，現時行政長官一方面有權委任校外人士到各大院校的校董會，管理大學的運作，同時，行政長官亦可委任全數教資會委員。在此情況下，行政長官無疑有角色衝突，皆因教資會有權檢視各院校的運作，並就學額回撥提出建議，而校董會則決定一切的大學事宜。因此，行政長官足以操控高等教育界，在大學中透過委任商界校董以商人定位決定大學前景，同時教資會則可決定大學經費撥款，在這狀態下行政長官等同於隻手遮天，「院校自主」淪為笑話，大學只能在梁振英手中被蹂躪、被打壓。
大專院校之間惡性競爭、內耗不斷，均是教資會一手造成，而政府亦責無旁貸。學聯一直反對學額回撥機制，並要求：教資會立即停止學額回撥制度，尊重各院校自訂的發展計劃、 直接增加資源及學額予各大專院校、政府檢討教資會的職能及組成，讓真正的院校自主在香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