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梁班子常說：「民生無小事。」結果卻在年初一旺角街頭衝突之後，一再強調這是一場暴亂，不是小販管理問題──這就出事了！反映高高在上的官員，是如何不食人間煙火的，徹底地漠視打壓小販行動的政治性。或許，這幾年不少人把矛頭指向中港矛盾。於是反水貨客很暴力，激進本土派很暴力...就連政府也似乎相信，只要不涉及中港矛盾，就可以掉以輕心，就可用一貫強權高壓進行「管理」，更不要說是「微不足道」的「小販問題」。
還是李達寧心水清：食環、警察、香港政府，似乎不知道小販是個火藥庫。2011的茉莉花革命，正正是由一個青年無牌小販自焚引起；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亦是由緝煙隊捉阿婆賣私煙引發（註）。
恰巧我最近涉足民間美食車大滙演、聯和手作墟、大南街地攤、土瓜灣生活墟、衙前圍墟和棚仔市場等，無一不是觸及「小販管理」以至更廣泛的墟市問題。趁機重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抗爭城市》（2012）一書，他近年喜歡採用「城市共同體」（urban commons）的概念，來形容五光十色的大都會生活模式，乃是世世代代市民集體創造和擁有的成果。但和工業革命早期的圈地運動一樣，城市空間卻往往被大財團「圈定」（enclosed）和私有化，從而謀取私人利益的最大，但如此一來，城市原有的多元開放性便不復存在。
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會以「共同體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為由，指出城市空間乃是稀缺資源，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雜」和「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因此必須藉著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方能達至資源的更好維護和有效運用。問題是經濟學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片面看到「擠塞」帶來的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和「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亦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政治與經濟、民主與民生，從來就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香港實現真普選無期，背後就是特權階級不停地蠶食我城，功能組別不斷在瓜分香港；特首繼續由小圈子選出，背後就是各種土地利益輪流坐大，地產霸權繼續舖天蓋地而來──而小販，則不但代表著無權無勢的星斗市民，努力在城市狹縫中擠出謀生的空間；它更代表面對著大集團、連鎖店，愈趨單一和僵化的城市生活，香港人眾口一聲「說不！」
似乎確也有不少香港人，深受後現代思潮、新社會運動的薰陶，把政治矛盾簡化成文化身分矛盾，或「拆大台」將政治參與變成各取所需，或祭出「香港人」大旗槍口一致對外；卻完全漠視香港貧富懸殊的急劇惡化，既得利益令社會流動渠道完全閉塞，「老有所依」更淪為政府自編自導的鬧劇。凡此種種，皆突顯階級衝突早已變得白熱化，才是「深層次矛盾」的主要根源──而小販，則代表著社區自主、民間自救的力量，幾代人「獅子山下」的精神，胼手胝足、掙紥求生的本能。
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那天當我們再看不見小販的踪影，也許正是我城「真．釘蓋」的時候。
註：李達寧於面書原帖如下：
「食環、警察、香港政府，似乎不知道小販是個火藥庫。2011的茉莉花革命正正是由一個青年無牌小販自焚引起。台灣1947年的228事件，亦是由緝煙隊捉阿婆賣私煙引發。
小販所引發的暴動與革命，與教授發起的和平抗爭有根本的分別。因為那是立足於社會經濟矛盾的，同時直指政治鬥爭。政治壓逼可以是抽像地由個別中產人士去承受，而普遍市民無感，例如銅鑼灣書店事件。但小販之不同，在於那是所有揾食階層的事，是政治經濟壓逼到基層及普羅消費者的社會事件。這種社會基礎比民主普選的口號更廣泛，也更難透過收編或打壓去解決。因為最根本的生活問題無法以犬儒或冷漠去逃避。
香港警察這一槍，已打開了另一次更全面的社會抗爭。要知道這次愛與和平將不再是抗爭者的規範。香港進入暴動或次暴動的日常化已是難以避免。然而為暴力程度設準的不是抗爭者，而是所謂的執法者。年初以為今年最大的政治事件是立法會選舉。現在看來，更重要的事件已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