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旺角衝突，顯示了社會氛圍已推至更為緊張的水平，政府管治失能、以鬥爭為綱，北京的強硬路線、強行融合等等，導致社會問題無從解決。市民對政府的厭惡情緒，已經去到無法不正面處理的階段。
早前區諾軒曾在《明報》撰文〈朝貢體系下的本土定位〉（上篇刊1月29日，下篇刊2月12日），指出維護「香港的世界性」是香港的方向，如果一國兩制不足以達到這一目標，我們才有基礎提出新的兩制論。誠然，區諾軒以朝貢體系為題，點出了現時一國兩制的實踐，並不是現代政治關係的基本尊重，而是朝廷與藩屬間地位懸殊的服從關係。不過，另一方面，朝貢體系中宗主國雖享有政治權威，實質卻以間接羈縻為主，並非直接介入藩屬國內政，後者更從朝貢經濟中的大量賞賜而得以獲利。
不能抽空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自治面向
很顯然，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絕對與朝貢的經濟條件不同。過往的經驗，已經突顯了幾點：第一，香港愈來愈依靠大陸，而失去自己的經濟自主定位；第二，由於產業政策配合北方，在國家計劃下有如「仰望天恩」以坐大，其他行業提供的經濟和就業空間可以預期是會被不斷削弱，造成產業失衡；第三，當大陸成為重要的資本主義體，將持續地通過開發資源與環境，破壞居民（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生活。
承接〈朝貢〉文中所引述，指一國兩制是將1980年代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急凍」，延續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政府財政量入為出，採用低稅制的原則；區諾軒點出「維繫資本主義的配件往往和大陸立場衝突」。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放任的方向，卻為中港兩地政府所利用，使得政府迴避建立一個健全社會安全體制、迴避維持市場秩序的責任。北京當初招攬財閥以助改革開放，而利益集團至今依然依託北京庇蔭，更是藉此再把持小圈子選舉和功能組別等制度毒瘤。
故此，當區諾軒提出「復辟一國兩制自治，恐怕無法解決『深層次矛盾』，『急凍』的舊香港模式亦無法適應今天的政治社會訴求」，這顯然代表泛民主派過往的社會民生改革訴求，與現時有關自治前途的討論，其實有着共同基礎。當黃之鋒提出公投決定前途的問題，就不能單單聚焦於政治操作，更包括對經濟和社會自主的內容。一個經濟被融合、市民生活沒有保障的社會，是沒有基礎去貫徹兩制自治。
務實而超越舊有一國兩制的自治想像
而區在〈朝貢〉一文提到，以往民主派是「支持一國兩制、認同《基本法》和中國憲法為基礎爭取民主，到了後佔運年代……中共硬把基本法套以8．31框架，連溫和民主派人士也不會說承認基本法」，政治上，正是切中北京與香港的關係，是一面倒的打壓與服從的關係，北京不單單希望凍結殖民地年代的經濟和社會框架，更是憑藉中央的憲制位階，收窄自治空間，封殺民主前路。因此，沒有真正自治，民主也就遙不可及。
我們可以觀察蘇格蘭、法羅群島和格陵蘭、荷蘭加勒比區的狀况，全國政府與自治實體之間，表現相對務實；一個國家中，兩個部分間的關係絕非一成不變，蘇格蘭在公投後與英國政府磋商下放更多自治權；2005年，丹麥政府與法羅群島政府重構雙方關係為「平等」的伙伴；2010年荷屬安地列斯解體，部分島嶼成為與荷蘭本土對等平行的構成國，其他島嶼則改為荷蘭加勒比區的地方政府。可見，兩地建立合理的關係，因應之道是磋商共識、不斷修改，而不是凍結，又或者是單方面硬套框架，強迫自治政府接受。
不論是達到民主和自治的目標，抑或是進行經濟和社會的改革，提出一個新的兩制框架已是泛民主派必要的工作。面對北京和親政府陣營削弱「兩制」傾斜「一國」的主張，面對本土組織的傾向分離政治想像，提出一個對等尊重、配合香港需要、經互動並形成共識的新兩制框架，已是取信香港人，並對未來交代的重要工作。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感謝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