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的兒子有個快樂的童年？唔係咁易架，葉師傅。
學生自殺已是香港無可迴避的社會問題，再一次感嘆時代的惡之餘，也是沉痛反思社會的機會。當自殺接二連三地發生，並同樣發生在學生身上，自殺就不可能是個別事件。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Émile Durkheim在綜合歐洲大量有關自殺的資料，提出自殺是一種社會常態，不同社會中的自殺行為有其社會脈絡並有不同成因，例如失序、與社會疏離、為集體犧牲，以及因無法改變命運而自殺等不同類型。
這兩年的香港政治與經濟氣氛均處於低潮，個體感受到在社會結構底下是何其的無力，也是這無力感再三把學生推下樓。在自殺的討論中，有見朋友將問題說成「情緒/精神病學生均有不同背景」、「應加強學校的輔導」，始終還是脫離不了把自殺看成個別情況。不能否定個人輔導或學校政策可作為治標之策，然而自殺(或抑鬱)本源是經濟與政治問題，不是學校政策所能解決。自問成長以來，聽大人最多的話就是要讀好書，畢業有好工賺到錢，未來就買樓過平穩生活。一路走來，我們都是活在大人幻想的「中產之路」裡。但另一方面，是誰怪責年輕人太多怨氣、吃不了苦、廢青，自己當年乜乜乜？諷刺地，當每人都在大談民主、自由，人唯獨在自殺時才能得到解放。
「中產」的幻想，其實是把社會問題訴諸個人解決，把人關在朋友間、家庭內，自己處理就不要埋怨政府及社會。然後我們繼續自我幻想，衍生出自尊心與自我形象的過份膨脹。由於這份不知哪兒來的自信，掩蓋了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最後因為期望落差而跌落谷底。既然個體在社會結構之下處於被動的狀態，與其再歸咎於學生「抗逆力」低、家長給予太多壓力，倒不如檢討社會結構的問題。叫人多關心身邊人，就跟叫人「唔好死」一樣廉價。
不要問為何學生拿起磚頭走上街，不要告訴學生不值得為六百呎磚頭賠上青春，今天學生可是連一塊磚頭也得不到。
附上近來有關自殺的評論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