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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年青人的壓力──社會結構的觀點

在學年青人的壓力──社會結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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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教協今晚(3月11日)舉辦《如何協助青少年跨過困境》座談會,以下是我今晚的台下發言,講詞略為修飾。

在學院裏,我是教授社會政策的。每個學期同學當展示「副學士」的專題研習時,都幾乎會播放同一個Youtube錄像:錄像裡面有年青少女說:若沒有一個大學學位,就不會有好工。我前後看了這個錄像十多遍。

昨晚,我為幾星期後的課堂備課,翻查了統計處的就業及空缺報告及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資料,赫然發現在過去六年,在第三季時專業職位的空缺數字,平均有四千多個,但同期擁有學位程度的失業人士的數字,平均竟達三萬。推測這批求職人士,最後許多會擔任輔助專業人員職位或甚至文員的工作。(其實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趙永佳教授及葉仲茵研究員早前的研究(《明報》,2014年12月6日) 已印證這點。)這可能是近年副學位畢業生較難找到本來職位有增長、又適合他們學歷技能的輔助專業人員職位的根本原因。

今天剛巧我教授另一科目:人際關係的家庭單元。下課後,我把上述的觀察,向唸高級文憑課程的學生分享,並詢問一下他們對近日年青人自殺的看法──這批同學不少本身也有繼續升學的壓力。他們說,明白就算辛苦進入了大學和讀了學位,也不等於可以學以致用,但若沒有學位,情況「只會更糟」,因為又是「沒有一個大學學位,就不會有好工」。

我追問他們,這樣的想法究竟從何而來?有同學說:「訊息自幼來自四方八面,來自家庭、學校、補習社……,總之,『考不好DSE,你就完蛋』之類」。

我們繼續傾談了一會,大家同意一個看法:除非非專業類工作的環境和前景有所改善,芸芸學子的壓力未必能大幅減輕。而事實上根據上述趙永佳及葉仲茵的研究,非學士學歷的就業年青人的收入,相對於全港工作人口的收入,十年(2001-2011)之間有所惡化。

今天台上的講者都是專業人士,有許多寶貴的意見,例如改善親子關係、家庭溝通等,但沒有年青人作為講者,我希望把上述部份年青人的觀點,說給大家考慮。

若果我們的社會,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是如此單一;如果非學士的學歷,繼續被認為沒有出路(無論是真是假);如果非專業的工作,繼續環境或前景欠佳;那麼,就難以從根本上減少家長(包括工時過長或低收入的家長)的廣泛焦慮,又難保這些焦慮,最後又會轉化到子女的身上。

所以,我同意台上講者的建議,為了減少悲劇,家庭應該改善溝通(如父母對子女多點同埋心)、傳媒減少渲染、學校增強情緒輔導、升學就業輔導、技能培訓、意義教育、減少評核功課等。同時,政府應該透過經濟政策、就業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等,改革造成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為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年青人,提供多樣化的發展機會、減少年青人對前景的憂慮。

蔡建誠
港大附屬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