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之內七名學子因為不同原因相繼輕生，加上接連發生學子因學業壓力而選擇了結生命，一時引起都市的各種凝視，彷彿隨著天氣急變，某種現實如冷鋒的鋒芒般刺激著思緒。但倒藉得懷疑，這股冷鋒，到底一直潛伏、蘊釀了多久，才以一種新聞再現的方法映在我們面前？（按統計，每日平均有一至兩名長者自殺，你又可曾關注？）筆者所指的，是這些那些學業壓力並不是突然其來，而是有根有據，並且是潛藏而久，卻鮮有討論再思的機會。它們的根源，正是千瘡百孔的香港教育體制。
要追究學生自殺的兇手，倒是很容易就能說出是社會文化、教育體制的問題，包括填鴨式教育、對升學以及學位的盲目追求……等等。是的，這些問題我們在通識課上，或是朋輩的討論之間，倒是討論了很多。但矛盾的是，我們一邊抨擊自己身處的體制，一邊走上試場應考文憑試，然後升上大學，一切就拋諸腦後。而體制的合理性，彷彿在我們之間默默地得到了確認，成王敗寇，失敗的人就只能承受。要數令學生自殺的共犯，恐怕少不得一直默不作聲的我們。
香港教育體制生產了「失敗者」
筆者現正就讀副學士二年級，身邊的同學，包括自己在內，都是文憑試成績不盡如意的學生，換言之，我們「失敗」了。而所謂副學士，也就可以理解成「第二次機會」。令筆者感到奇妙的是，我其實是修讀新聞學的副學士課程，那麼同學們也該對成為記者感興趣才會入讀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講師問誰在未來會入職做記者時，卻鮮有同學舉手，言談間竟發現，不少人是不知道到該讀些什麼，或是其實對新聞沒有很大的期許。
然後，二年級的同學則當然會談論升學的打算，悲情的是，可以繼續升讀學士課程的其實只佔很少數（唉，這是殺人的事實），餘下來的，面前就只有成為社會人或是讀Top-up的選項。可是，鮮有同學會選擇前者，更多是覺得「洗濕了頭」，與其讀兩年Asso半天吊，倒不如繼續讀書。
歸納前文，筆者發現了兩個問題：其一，學生不知道要讀些什麼；其二，對升學神話的盲目追求。前者大抵是一個老問題，正如筆者在中學選科時根本不知道該選些什麼一樣。而後者，則是一個更可怕的問題，因為它直接令教育體制變得虛空，結果學子（只）為求升學，紛紛投身一場死亡遊戲，所以一切都變得虛空。
填鴨式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考試導向的教育，教授的不外乎考試需知，結果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裡，其實並沒有得到些什麼，遑論培養自己的興趣以致就業想像。中學初中三年學生倒是把各種學科都讀過了，像筆者般在理科上嘗盡各種低分的，就注定成為一個文科人，反之亦然。可是，高中三年所學，又是否足夠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抑或，再三年的考試導向教育，結果只是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的考試機械，要麼升上大學再尋覓理想，要麼升不上就投身恆河裡？筆者倒是幸運，中學時經歷反國教，確立自己在升讀上的願景。然而，更多的是找不到方向，卻要迫著一起追逐「大學」的可憐人。幾年光陰，白白浪費。
多少時間金錢盡花費在社會對自身的期望裡。
推而廣之，當文憑試成為唯一的遊戲，而非對未來的想像時，很自然就建構了學生的「成功與失敗」。成功者，大抵是文憑試有足夠的分數，考得上大學，然後就是後話了；失敗者，誠如筆者之先所言，則是公開試不盡人意，結果要繼續追趕「大學夢」的芸芸學子。所謂失敗，承於從前的教育根本並非以未來想像為主導，那麼，要定義個人的價值，則當然「一試定生死」。筆者倒希望打一個大膽假設，到底一個文憑試成績不佳的學生，是否代表其工作表現應當受到懷疑？到底「讀多幾年」，是否必然代表相比中六畢業為佳？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正常的體制，大抵不會把學子迫上追趕「沙紙」之路。如此荒謬的教育體制，除了生產「成功者」與「失敗者」之外，別無其他。而這樣那樣的一班失敗者，卻在主流論述裡消失。
「失敗者」的伸延：誰才是學生運動的主體？
前文所謂「在主流論述裡消失」，除了是指這班「失敗者」鮮有被社會所關注之外，更是指涉他們在學生運動裡同樣被忽視的現象。學生運動大抵始於學民思潮領頭的反國教運動，正如組織的名字所言，學生走上街頭、學生作為公民的說法也開始植根，一直連綿到雨傘運動的雙學，則把學生的主體擴展到大學裡。而「學生」之美名，一時就被浪漫化了起來，而且甚具威力。然而，這樣浪漫化的「學生」形象，倒是建基於社會對升讀系統的崇拜。
所謂浪漫化，是指「學生」形象一時成為一種美好的想像，或一種廣受認同的符號。在那麼的一段時間裡，打著「學生」旗號又的確有著魔法般的力量。然而，「學生」是怎樣生產的？人們所推崇的「學生」形象，到底又是指哪一類學生？如果重新回到「成功與失敗」的脈絡，也許不難發現，「學生」形象有時與「成功者」有著某種奇異的重疊——對學生存在美好想像的同時，也是在建構對於現狀的美好想像；在製造浪漫化的學生形象時，也就不自覺地合理化升讀系統。而背後的教育體制問題，彷彿被一塊遮醜布所遮蓋。體制之後的一班「失敗者」（包括成為社會人的、或繼續進行升讀遊戲的），則更加被主流論述邊緣化，更切身的問題似乎無法在學生運動中得到呈現。
筆者相信體制並不是內在固有的，而是透過我們默默的參與，進而得到認可的。觀乎當下的教育體制，千瘡百孔無疑在文憑試（或一整個教育文化）中顯然的呈現，可是在另一邊廂，學生運動的論述權則持續地被「成功者」所壟斷，結果一些內在的結構性問題無法在運動中浮現，恰如副學士的議題亦從來未有得到適如其分的關注（這也不難怪，畢竟副學士沒有空閒為自己充權）。當我們不斷地進行這個文憑試，而又不在體制內再思並反抗，恐怕體制只會進一步得到鞏固。當然，筆者並非要因成功之名而冠以彌天大罪，但倘若跟我們活在同一個體制下的「成功者」可以低頭一看，也許就會看見成就學生之美名的，是腳下一具又一具的腐臭屍體。而筆者亦敢斷言，文憑試以至香港教育體制，壓根兒就是一場死亡遊戲。
誰才是學生運動的主體？論運動中的權力的話，大學生無疑是佔了相對一大部分的量。然而其實，更多的是無法升上大學、朦朧地被社會吸納的芸芸學子。而運動的主體，本該是這班無權勢者。近年學生運動的確走到一個頂峰，而也許是走得太遠，反倒一些內在的問題卻沒有受到關注。如果接連發生的學生自殺事件是社會上一個駐足思考的停頓，身為學生的我們更應該再思在我們之間的弱勢到底是誰。
後記：教育改革，顛覆失敗者文化
香港的教育體制其實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它不只是一個政策問題，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更加是一個文化問題，當中涉足不少我們應許的價值觀。相對地，它需要的顛覆程度亦更大。最近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不管它是不是一種新聞再現的假象，心裡仍然是不忍的難受。然而如果是因為過去我們未有阻止體制的鞏固，而導致教育文化走到今日般的亂世，受苦的竟然是那麼小的後輩，這又教人尤其痛心。實在沒有一個學子，沒有一個失敗者再要因著學業壓力走上絕路了，教育改革在當下而言（恰如TSA的問題），是刻不容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