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練乙錚甚至認為是共產政權最害怕的。本文要問的是，為甚麼我們一方面珍重自由，另一方面卻強制6至15歲的青少年上學，不容選擇？這樣問，不是要在爭取擴展免費教育至十五年時開普及教育的倒車，而是探討，在政府提供普及教育的同時，是否可能容讓家長甚至學生有所選擇的。
強制入學的歷史背景
香港的普及教育政策是1979年立法，1980年正式實施的，以全民、免費、和強迫三個要素。全民為了均等，免費則可以協助負擔不起的家庭，強迫是避免有些家庭要孩子做工掙錢也不讓他們上學。如果說，均等是一項社會價值，免費則是政府為了實現這價值而付出的代價，那麼，強制則是因應當時不少條件不足的家庭的時代產物。針對當時的確有家庭寧願孩子做工以餬口，強制便有其需要，這是入學令的歷史背景，解釋了普及教育明明是一項兒童權利，為何推行時變成了家長責任的疑問。
經過近四十年後，寧願孩子做工以餬口的歷史背景和今天的實況顯然極不相同，繼續強制的理據已大不如前。反之，強制入學在學習原理和教育問責上的難題，在近四十年的經驗裡一再浮現，促使我們思考在既不影響均等，又不損害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的同時，是否適宜修訂入學令引入選擇。
學習和上學不同
入學令在學習原理上的難題，不是說6至15歲(或6-18，或3-18)不適宜學習，而是必須明白，即使這個年齡在生理上最適宜學習，即使學校教師盡了最大的辦法來引發學習動機，但仍然不能因此就無視在這階段不想上學的問題(哪怕是少數的學生)。一來，學習或教育(learning or education)和上學(schooling)不必等同，太多例子可以說明：在本地主流學校制度失敗，但在離開學校後，或到非主流學校或到外國上學後仍然可以學有所成的。學習本質上是不必局限在學校裡的。二來，既然說接受學校教育是一種權利，則制度上必須引入選擇的機制，才不會使權利異化為義務或責任，因為權利是可以不行使而無須負刑責，若像當前的入學令那樣，不送子女上學須負刑責，則已不只是權利了。
強制上學的問責困難
強制入學的教育問責困難，主要是因為目前的學校體制裡，教學不是向單一家長(或學生)負責，因為班級和學校的制度使然，問責是集體的，可是，家長(或學生)之間的訴求又存在差異，對學校的要求並不一致，嚴格接受每一家長問責的教師必會被於奔命，教育局的政策以致拒絕接受問責的行家則又在集體之內有隙可乘。接受或拒絕TSA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另一例子是教學語言問題，在家長趨之若鶩的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因為可以採用英語施教的學生能力門檻訂在只要有85%學生名列全港前4成，那麼，即使不去爭辯這85%學生有能力用英語學是否即應該用(能力和應否是不同的概念)，餘下的15%學生若沒有能力，又會否被犧牲？觀乎今天不少EMI學校高中課程內要求高階思維的課堂仍然是教師滿堂灌，學生討論若用英語則只能寥寥短語，但一轉台可用母語則立即生猛活躍，便可知道劃一的措施總會犧牲個別學生的學習，即使家長不為此問責，但教師又可以向專業負責嗎？
解決以上兩個難題，不是要廢除入學令，不是要開免費教育的倒車，而是可以修訂入學令，引入選擇機制，將上學體現為自由而不是強制，還原為權利而不是責任。
離開的選擇並非真正選擇
嚴格來說，目前家長是有兩種選擇的。第一種，是選擇離開這個體制，例如送子女離港以避開入學令，或入讀直資或國際學校，或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但這種離開體制的選擇仍有問題，因為只是有能力的家長才能選擇，則這種離開體制的選擇便會背棄普及教育追求均等的價值。第二種是選校，這只算是部份的選擇，例如上述EMI學校內那15%非名列頭4成的學生，其家長是可以選擇以中文授課的學校的，但這種選擇只在學校之間存在差異才有意思，假如政策是全港性的(例如TSA)，家長仍然無從選擇。
兩種體制內的選擇
真正的家長選擇，必須是體制內的。其中之一，必然是佛利民(M. Friedman)等提出的學券制。學券制之所以未能在港真正實現，既因為政府仍作強力介入(例如幼稚園質素仍由教育局的質素評核而非家長界定)，也因為學券的面值距離支付有質素的教育成本尚遠，簡言之，教育市場還未完全，包括家長資訊不足的主要因素，是學券制推行前須解決的難題。當然，這是困難，不是局限，如果可以確保完全市場，學券制是值得考慮而不會損害學童利益的。
佛利民的學券制是在學校之間作出選擇，讓家長在就學時間上作出選擇也值得考慮。美國在二戰後制定G.I. Bill給退役回國的軍人相當的福利，包括上大學或入讀職業學校的優惠，目標當然在報答被徵召上戰場的軍人，當年就有超過二百萬的退役軍人通過這法例接受高等教育。G.I. Bill的啟示在於就學時間上的彈性，值得在港的教育體制上引入選擇時加以考慮。
假設我們向所有公民提供15年的免費公營教育，則公民有權在公營學校免費上學15年，但不必局限在3-18歲，簡言之，任何公民在有生之年的任何15年，都可以有權免費入讀公營學校，這樣便可以免除因強制而無所選擇的困難。當然，實際操作上，如要避免學生之間年齡差異太大的問題，則可以修訂「有生之年」至某一年齡之內(例如25歲)，又或者入讀以學年或學期計以免學校的資源規劃無所適從，公營學校可供選擇的學額也必須充裕甚至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入學的記錄既要保存妥當又要全港互通以方便查核，諸如此類的細節可以深入商榷，但總的原則就是在入學年齡上讓家長和學生有所選擇。這種選擇，其實正是趙永佳提出的休學年gap year的思路，我記得廿、卅年前在一些前輩的論述中曾經提出，不過當時只是一種思想的激盪，或因教育政策缺乏彈性的困難不如今天般嚴峻而沒有繼續研究，更莫論推動。
綜合來說，在選擇學校的完全市場出現之前，就學時間上的選擇是無損政府資源而可以還家長選擇的出路，甚至成為一刀切教育政策承受過大反對壓力時的出氣閥，無疑是值得考慮的。(2016.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