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個世上真正存在一種叫大中華膠的人物的話，劉兆佳肯定是當中經典。
早兩日，作為建制資深的社會理論建構者的劉兆佳又發功，指香港人對「一帶一路」未夠重視，香港人必須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發展，強化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角色，又指在愈趨緊張的國際格局中，香港尤其需要更好地擔負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我記得當年在中大讀研究院時，曾經因一份系內刊物訪問出任中央政策組的他，問他關於其學者從政的抱負，他的答案大概如下：
//香港作為一個前殖民地，在中國的崛起之上可以產生不少尷尬和壞影響，故此他參與政事的抱負，就是要令到香港這顆沙石，不要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勢頭上產生任何壞影響，不要拖中國後腿//。
亦即是說，劉兆佳為了媚共而出賣香港利益早已成其個人核心價值。
彭定康離任前曾說過，香港的未來很可能是由本地的政治精英一手出賣的。這句說話今日觀之，真是令人悲痛地準確。從特首、高官、到學者，都是為求個人利益，唯中共的意志是命。中共說甚麼他們就幹甚麼，對香港人所過的生活根本亳不關心。
社會學家應該為時代把脈，提出救贖之道
猶記得讀書時拜讀其「大作」，發覺從資料搜集到推論過程之簡陋，用今日的標準觀之，根本是連大學畢業論文的程度都不能合格（一些重要分析的資料竟是來自叫本科學生回家問父母）。
即使不談概念之科學性，單就其理論的社會效應而言，那些低度整合社會、功利家庭主義、政治效能感低落等等概念提了出來，除了抽離地描述了現實十分灰暗外，從而令人覺得加倍灰暗外，劉兆佳從來沒有提出過改變這些局面的出路，更沒有改變這情況的任何實踐，令一整個時代都無法建立政治主體性。
社會學家的社會責任，從來是要對現實抱持 「問題意識」，一方面引導大眾看到社會問題，為時代把脈，另一方則更要提出現實的救贖之道，才真正無負社會學理論的學科旨趣。這是社會學的自我理解，即使初入門檻的本科生亦例必熟讀，銘記於心的自我追求。
可是，香港的這類參政學者，不但從沒有化身為成為與群眾連結的「有機知識份子」，協助大眾追求解放，更不惜用其學者身份及概念為權貴服務，一方面在社會上散怖失敗主義及灰暗情緒，另一方面對權貴搖尾獻媚。
作為一個修讀社會學的人，眼看前人這種價值顛倒，犬儒至極的學者從政方式，除了悲痛以外還可以怎樣？就是在憤而挺身，對抗這些本末倒置的無恥之徒，把社會學理論對現世的關懷真正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