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儉早前在致辭時指社會遇到任何問題時，都會歸疚於香港教育制度差，讓他感到「深深不忿」。如果教育制度沒有問題而社會盲目批判，吳克儉的「不忿」可以理解，但如果教育制度真的有問題，他的「不忿」就是推卸責任，將教育問題歸疚於批評者。
近年不論是「普教中」、中小學教簡體字或通識是否「教壞學生」等問題皆引起熱議，然而大部份討論都議題主導，甚少將討論帶到香港教育制度的結構問題上。事實上，儘管香港教育在回歸後經歷大大少少的教育改革及微調，效果皆強差人意，甚至越改越差，可見問題甚可能是結構性的。如果當前的教育問題乃結構問題，議題主導的討論文化也許會讓我們失去廣闊的視野（因此吳克儉才能逃避問題），不再探究問題的根源。最近梁錦松等人又再次對教育制度張牙舞爪，打算以智庫形式對教育提出意見，看來政府對教育又有新盤算，我們更應該深入了解香港教育的結構問題，準備作有系統的回應。在這個背景下，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的《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份外有意思。
香港教育的文化問題
書名中的「無思」，是許寶強借Hannah Arendt的Thoughtless 概念，即「沒頭沒腦的鹵莾、無可救藥的迷惘，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而許心目中的「缺學」，就是雖然老師深明白學生在現行的教育方法下只能繼續「無思」，教改亦無助學生學習，卻仍然用心遵從以政策方向教學，結果出現一種「學生假裝在學習，教師假裝在教學」、甚至官員假裝在改革的奇怪狀況。
許指出問題的其中一個主因在於香港教育界充斥着「犬儒主義」，以齊澤克（Zizek）的定義就是「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在跟循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在具體表現上，就是政府與商界裡的「交功課」式「實用主義」，不問遠景目標而只強調操作性。然而，犬儒主義者並非不明白整個制度的問題，但他們投降於個人的無力感，「認命」地認為不可能改變制度，於是在批判制度的同時卻「認命」地繼續執行，擁有「啟蒙了的虛假意識」。
然而，這不是前線老師的問題，許從歷史、教育政策制定等角度指出問題並不在於老師。從歷史角度，香港的學校體系結合了英國工業革命後的新興教育理念與中國的私塾教育傳統，但隨着製造業擴張，香港教育教育的發展漸漸由私塾轉移到普及的新式學校，雖然保留了一些學術科目，但愈來愈重視灌輸工業紀律。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灌輸工業紀律傾向的跡象，例如香港的學校尤其重視服從。從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許引述Paul Morris 和Ian Scott的分析，形容香港殖民政府教育規劃為象徵性政策，即不太認真地訂定和推行官方教育目標，只重視「可操作性」及「準時交差」。結果，教育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由政府到政黨的倡議皆混亂而零散。
遺憾的是，特區政府並沒有將這種文化改過來，教育上基本上承襲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及文化（甚至更依賴），而且另一方面亦承襲殖民地教育的終極目標－教育政策及安排是為回應殖民者的經濟和政治訴求，而非旨在孕育本地學生的心智成長。
由英語教學到「普教中」
殖民教育重視回應殖民者的經濟和政治訴求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跡象是殖民教育長期重英輕中，旨在為殖民地的商家提供人才。當特區政府承襲殖民教育制度，教育改革每每強調如何配合經濟發展，至於教改一些與經濟發展無直接關係的教學目標（例如尊重不同文化和觀點、共通能力等）則只是裝飾品，在公開試中無關重要。如果認同許寶強的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特區政府為何近年極力推行「普教中」、推廣簡體中文及國民教育。我們也不難解為何大學教育的「國際化」是引入大量內地學生，並要香港學生到內地交流學習。
同理，因為教育需要回應特區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訴求，梁錦松當年可以順理成章地以商界背景走進教育界，最後更執掌教統局推行教改，而吳克儉也可以以人力資源的知識背景成為教育局局長。如果教育講求的是孕育學生的心智成長，商家的專業背景絕對與教育無關，但如果教育只剩下配合經濟發展與政治需要，商家的履歷在教育界基本上無敵。現時香港教育仍然受商家的影響，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為例，現時主席是證監會主席唐家成，多少反映一種意識形態。
在政府官員的眼中，現時很多批評者的批評皆不成問題，因為它們無礙教育回應經濟及政治訴求。換個角度說，香港文化、歷史相關的一切意見皆進入不了公共政策討論，甚至成為配合經濟發展、政治需要的必要犧牲品。就是因為所謂的政經需要，粵語因此才會在香港變得岌岌可危。
「異化」教育與非人學生
雖然許寶強在書中沒有以左翼觀點分析教育制度，但在整個脈絡中我看到「異化（Alienation）」作為香港教育扭曲後的根源。在強調灌輸工業紀律的教育制度下，學生被逼與「人性」對立，愈來愈不能做到真正的自我實現，而只是虛無地為了服務資產階級而存在。許寶強在書中提出一個很值得留意的現象，說不少學生皆不未能在專題研習中提出他們真正渴望解決的問題。回想起來，香港教育制度中真正被視為最重要（即公開試會觸及的）的學習課題、能力皆與學生真正關懷的問題有距離－我們將經濟發展視為生活，然後將我們真正的生活問題看成瑣碎的問題。學生被訓練成替「整體經濟發展」思考的機器，而與自己最切身的問題則被看低，但這種訓練剝奪了學生的學習動機－我們又怎可能對與自己生活有距離的課題產生興趣﹖雖然大概許寶強不會這樣看，但我認為這種學習與生活之間的距離是教育中「異化」的基礎，學生在教育中愈來愈不是「人」。
學生自殺成風，吳克儉認為將所有問題歸疚於教育並不公允，但如果學生在當下的教育發展脈絡中沒有被培訓出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異化」阻礙他們做到真正的自我實現，我們如何能夠要求學生有「堅強」的能力？年長一輩總是在抱怨新一代不能捱苦，大概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現時教育如何剝奪他們自我實現的機會，因此才失去「堅強」的能力。
事實上，「人力資源」概念的發明，讓「人」成為一種被資本家運用的商品，教育反而讓學生踏上一條無法自我實現的不歸路。因為「人力資源」，教育的目標由孕育學生心智成長扭曲成為提升社會生產力的手段，我們要面對的是經濟而不是自我。因為資本主義需要為達到資本累積極大化而降低一切成本（包括勞動力），提升生產力的成本漸漸由資本家轉嫁到勞動者身上。結果，我們視自己為商品，同時將自己的時間與資源投放在提升自己的生產力之上，墮進一個被社會視成正常的無間地獄－我們的薪金與工餘時門要拿來「持續進修」、「終生學習」，自我實現的標準是薪金高低，就算薪金升幅追不上樓價也要繼續走這條「自我投資」的路，人類由無數可能性被市場規範至剩下一個悲哀的可能性。
因為學生不被視為人，教育不再是孕育學生心智發展的場所，制度裡的所有持份者（甚至學生自己）皆不再尊重學生的意願。學校不相信學生，於是要填滿學生的時間（補課、測驗、功課）；家長不相信子女，於是要安排密不透風的興趣班與補習課；大學生的畢業禮只是商品完成時的蓋印程序，容不下學生作為公民的政治理念與表達。教育已經成為一個由上而下的RPG遊戲，學生連玩耍、休息的時間也成為教育者、家長「掛機」的機會，學生又有什麼空間面對自己、培養克服困難的能力？
每一個自殺的學生都教育制度的犧牲品，他們的無助與虛無感沒有得到適切的回應，卻只得到每間學校五千元的「帛金」。這就是吳克儉「不忿」背後的絕望真相。
美好教育之不可能（與可能）
這種傾向左翼的分析大概是騎劫了許寶強的分析，但雖然進路不同，我很認同他提出「重奪研究和學習的擁有權」的倡議。只有做到這一點，學生才能正視個人關注及經歷，以自己作為學習的中心與起點。
可是，香港真的可以做到這一點嗎？從回歸後的教育制度發展看，自上而下的改革暫時是不可能的，吳克儉的嘴臉是最佳證明。我相信香港還有不少充滿抱負的前線老師，但教務之繁重讓他們無力改變現狀，小班教學又遙遙無期。也許，香港教育變革的最後希望就剩下家長與學生自己。
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吧？大概吧，但在雨傘運動後，總覺得有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正在發生。至少，當醒覺開始化成行動，「犬儒主義」的根基就有被動搖的缺口。要有改變，就要心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