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大學生組織紛紛與支聯會舉辦的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割裂，而且討論比去年的更熾熱。在紛亂的爭論當中，各自有堅持的立場，儘管我也有自己的立場，我也嘗試梳理爭論、尋找各立場的根源。說在前頭，我是一個八十後，一九八九年時不足十歲，對事件有回憶（大部份來自家人對事件的反應），但不算深刻。有參與維園悼念晚會多年，情感上較認同這傳統，但同時對晚會的不滿漸多。我對天安門事件的情意結是有，但無疑因為年紀而沒有上一輩那麼深，也較容易理解新一代的看法，即使我不同意的多。不同的背景大概會影響整理爭論的方向，這點我認為無需掩藏；不過，這不代表這種有意見的梳理沒有意義。
一、讀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其中提到法國大革命的意義很快就變成在寫成文章、書後的不同詮釋，透過印刷品的力量而成為一種概念，然後這革命的藍圖複製到世界各地。這種詮釋意義與原來的歷史未必完全掛鉤，這種詮釋的力量帶來了「想像」與「發明」的可能性。我認為不論是六四事件還是雨傘運動，都會隨着時間而成為沒有根的詮釋。
二、詮釋不可避免，尤其對於自己沒有親歷其境的事件，我們的認知不可能全面。認知的程度有高低，角度有不同，因此會出現不同的詮釋，這是無可避免的事。現時支聯會與大學生各有自己的詮釋實在可以理解，但為何要這樣詮釋﹖而緣何這些詮釋是可能的﹖這些都是雙方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對於老一輩的人，悼念六四很主要是一種富有道德高地的情感操作。我說的情感，一方面來自親身經歷的憤怒與悲慟，另一方面是對殖民文化的不穩定與對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想像，而這兩種情對新一代來說難以理解。對於親身經歷，就算學生怎樣說也好，他們對六四並沒有刻骨的回憶，因為他們未出世。不是說學生沒有經歷過就等如對事件不了解，或者感受不深，但那種感受跟有身處那個大環境的香港人不可能相同。至於殖民文化的不穩定與對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想像，新一代看到的是中共獨裁下特區政府製造出來的種種不公義，與內地旅客的不文明，而上一輩則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生活多年，對血脈有一種不能說清的情感。現實是上一輩會用心為華東水災捐款，對「血濃於水」的想法不抗拒－這個新一代認為迂腐的想法，其實牽動了香港人的思維與情緒數十年。新世代要多年悼念六四的參加者放棄，等如要他們跟相戀數十載的情人分手，而新世代沒有處理過這個糾結數十年的情意結，只打着沒有情感的策略計算。
四、與上一輩不同，年青人對支聯會六四晚會的態度基礎並非全是情感操作，而是一半情感操作、一半策略計算。年青人的情感不在於那種親身經歷的憤怒，而是對不公義政權的憤怒。大學生對維悼念晚會的不滿將整個悠長而複雜的歷史簡化成為戰略剖析，於是針對的是「建設民主中國」的戰略落後與不實際，並針對「平反六四」的奴性。至於悼念的部份，則批評晚會「行禮如儀」。如果理解到情感操作上的不同，不難發現維園外的「悼念」不需要直視「天安門母親」等受害者，因為維園外的悼念運動操作基礎已經大大不同。大學生及其他本土組織自去年起組織了不少維園以外的「悼念活動」，其實盡顯這種「一半情感操作、一半策略計算」的態度基礎。值得留意的是，策略計算冒起是對情感的一種抑制，例如當批評「建設民主中國」不切實際，這代表即使心中有這種渴望也應該放棄。如果本身沒有渴求（新世代不太會有），自然不需要抑制，但抱有這種渴求多年的人呢﹖新一代沒有思考如何疏導他們的壓抑。
五、我不否認以上的分析有對大學生批評的意味，然而這種思潮的冒起本質上難以避免，我可以想像五十年後的新一代對雨傘運動也存在大不同的詮釋－他們哪在可能明白佔領區出現過的烏托邦﹖除了要誓死將不同意的立場打倒，我倒認為要先了解及梳理兩種思維的不同與根源，再捕捉兩者的辯證關係。
六、再從這個基礎上看，維園悼念晚會其實自從司徒華離開以後加入了不少社運動員元素（李卓人曾經在晚會完結時極力呼籲參加者在七月一日上街）。換言之，支聯會也沒有真的在維持一個純粹的悼念晚會。在儀式方面，支聯會也並非「僵化」，相反他近年嘗試加入了年青人的元素，但部份安排的效果不倫不類。另一方面，多年來「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等具戰略元素的口號依舊，卻沒有加入配合時代節奏的論述，讓晚會的呼喊與時代脫節。悼念與相關儀式無需與時並進，但戰策方向卻需要。換一個角度說，維園悼念晚會除了悼念元素也有不少政治元素。不少參加者看重的是前者，支聯會卻經常在晚會滲透後者，然而這些政治元素早已與時代脫節。遺憾的是，每當其政治層面被批評，他們就躲在悼念意義背後，這種做法實在難以認同。這種做法正正催生出反對其政治立場的力量，如果悼念與歷史關懷不再是悼念活動的錨。簡言之，支聯會的這種取態，注定會產生出另一派別的對立力量。
七、從年青世代看，他們的悼念元素因為回憶不同而沒有上一代那麼濃烈，於是他們的重點放在政治層面，而支聯會的落伍思維根本無法滿足他們。看他們對六四事件與六四晚會的詮釋，實在不難找到近來年青新世代的新政治思維種籽，例如說儀式僵化，但其實儀式的本質就是大體上固定，內涵常有變化的很難說是儀式。這種認為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判，也出現在針對遊行等溫和手段的批評。從這個角度看，新一代是以政治層面來詮釋悼念意義。同理，近年本土／民族／獨立思潮冒起，正如歷史學家Ernest Renan 所言＂Getting its history wrong is part of being a nation＂，也許獨立思潮的冒起必然會出現對歷史作某程度的過度詮釋。新思潮對六四的政治層面作新演繹是無可避免的，亦屬正常，但是否要以政治去否定悼念方式與情意﹖我有保留。
八、看大學生的策略考量，即使另設悼念方式不是制定運動策略，但在大學生的言論看，還是那種「舊走向不通，要另謀出路」的味道。說「平反六四」具「奴性」，基本上是批判「民主回歸」的另一個版本而已，但學生自己的「新儀式」又是否「不僵化」﹖其論壇又是否另一種僵化﹖最後，其實還是跌進那種「過去的方法不通，雖然我不能證明新方法更好，但應該一試吧」的邏輯。至於支聯會的回應，同樣也是民主黨「含淚投票」的那種呼喊，要求「集中力量」，這種呼喊顯示傳統民主派論述上的嚴重落後。
九、我並不完全否定傳統民主派、支聯會將六四晚會與本土拉上關係，但「本土」這概念漸漸成為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我實在看不到這種沒有論述根底的拉關係能夠加分，相反只是證明他們沒有政治智慧。我認為本土思潮是一個悠長的發展過程，我亦相信六四事件及晚會在當中擔當着一個重要角色，但絕對不是支聯會那種口號式解答可以說清。讀徐承恩的《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的第十二章（「民主回歸論的期望與失落－蘇耀昌教授的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六四慘劇令香港人產生抗拒北京介入的情緒，然後催生港人的民主意識，與中國國族主義漸漸分離。從這個角度看，六四事件可謂本土意識的其中一個遙遠的起點。其實支聯會與民主派最有條件以歷史參與者的身分建立論述，何以要現在到大學生紛紛出來另起爐灶時才倉卒交出蒼白乏力的回應﹖難以理解。同理，我認為本土派、大學生也不應將本土思潮與歷史及群眾切割，這樣其實無助壯大力量，亦無法建立更有說服力的論述。無論新世代怎樣為六四事件、六四晚會加上新的詮釋，他們還是不能不正視在維園出現的舊世代。年青人的想法是尊重，有六四事件回憶的舊世代同樣要尊重。大家也是香港人。
十、獨立思潮大概視民族主義為一種固定的視角，而沒有看「民族」概念的進化。原始民族主義看重血脈、宗教，這些圖騰在現代變得沒那麼重要，但隨着右翼思潮再度冒起，又再次有人提起這些想像；曾經，立國條件論是民族的基本條件之一，但法國大革命後民族自決成為一種權利，條件論退出主流；民族主義可以是Eric Hobsbrawn所講的「傳統創造（Invention of Tradition）」，可以是一種Benedict Anderson眼中的想像共同體，又或者John Breuilly的政治形式。其實「民族」的概念從來就不簡單，簡化討論、掏空歷史、拒絕對話本身根本無法形成有意義的討論氛圍，更遑論聚集力量。要談獨立，思考的要更多。只有立場而沒有思考（支聯會亦如此），大概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困局。
十一、團結是重大的力量，但以團結為口號的「團結」很空洞；不同意這種虛偽的團結的，也不要否定團結的重要，孤芳自賞往往只會孤掌難鳴。無論香港要往哪個方向走，我們也需要真正的團結。然而，現實卻充斥着無力感。雨傘運動將近兩周年，傘後的無力感愈來愈重，透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