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言輕

中學通識科老師,教育界打滾多年,見盡怯懦、犬儒之輩,深感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沉默中滅亡。 網誌

社運

紀念六四是為了把故事說下去

紀念六四是為了把故事說下去
廣告

廣告

六四事件27年,支聯會續辦六四遊行,六月四日當天亦一如以往,舉行悼念晚會,以告慰二十多年前壯烈犧牲的死難者在天之靈。不過,今年的遊行數字明顯減少,支聯會稱有1,500人,數字較去年大跌一半。表面上,數字的下跌好像代表香港人已遺忘了那年那夕發生的慘事,一些建制中人已率先以此作定位,謂很多香港人已不想再在這件事上糾纏。儘管「六四事件」真的如他們所說,發生了一段時間,很多香港人已提不起腳步上街遊行或靜坐悼念,但這是否就代表香港人心裏已沒有了放下「六四」的空間呢?

參加的人少了,有很多原因,例如後「雨傘運動」出現的無力感;不滿支聯會歷年對「六四」的定位和論述;甚或日益壯大的「本土」聲音,都令年輕一代刻意與中國的事情劃清界線。結果,今年先後有學聯退出支聯會和樹仁學生會總編狠批支聯會為「龜公鴇母」。但撇開以上種種原因,真正悼念的原因只有一個:記念六四就是為了彰顯人性的光輝。

翻開史書,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殺了千千萬萬的人,為社會和後代子孫帶來幾多的創傷?遠的不計,光是1949年以後,中共所犯下的彌天大錯,令多少代中國人活在痛苦裏?三面紅旗、反右運動、文革,乃至六四,死了的姑且不去說吧,生存下來的倖孝者如何自處?當中國投進「世貿」的懷抱,眾人稱道中共讓13億人民溫飽,甚或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看似光榮的事蹟,其實是踩着屍體走過去的。反觀這些倖存者,他們除了要面對親人離世的哀傷之外,還要面對社會秩序處於重整階段時,道德價值淪亡的衝擊,接受是非黑白逆轉的悲哀。每年的敏感日子,還要受着秘密警察的滋擾,動輒硬加一條罪名,叫你嘗嘗牢獄之苦。看看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你便會明白追求公義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明乎此,紀念「六四」便變得很簡單了,站在人本主義的位置上,這是每年都應該做的事。至於有人分析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可以做到「遍地開花」,更容易把中共「六四」屠殺的訊息傳播出去,還是力量分散了,不能好好地聚合數以萬計的市民「對準政權」作驚天一吼?這就見仁見智了。

真正了解「六四」見證者的故事

如果研習「歷史是要調解過去和現在」的話,那麼,我們必須閱讀「六四」見證者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六四事件」,才可以決定以甚麼方式和理由去悼念/不悼念「六四」。班雅明《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中提到:說故事就像一條傳統的鍊條,把過去和現在扣上,把值得記念的東西流傳下來。說故事,而扣連過去與現在的就「回憶」,把「回憶」再創造,就能一代傳一代,令「回憶」歷久常新。(Memory creates the chain of tradition which passes a happen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例如:我們有沒有認真看看「天安門母親」的每一個故事,每一段說話呢?

又例如大陸學者蔡崇國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現場「目擊了六部口坦克車瘋狂碾壓學生的場面」,他就如一個班所形容的「說故事的人」,因為這事實在令人太難忘了,所以我們不用太刻意去聽,迹近自我健忘(self-forgetful),反而印象會更加深刻。(The more self-forgetful the listener is, the more deeply is what he listens to impressed upon his memory.)蔡氏若干年後不經意地說出這一句,「記憶最深是被夾在坦克履帶裏的一條藍裙子。」他就在某情況底下,會記得並把當日的記憶說出來。

這些「六四」故事,每一個都說出來都刻骨銘心,每一個都是倖存者的見證,都是對抗專制政權的最有力武器,也是我們了解「六四」真正意義的證據。

態度可以不同,立場不會變。

當然,「六四」已過了二十七年,真相仍未大白,中共仍然一貫地否認自己的錯誤,並且強硬地打壓異見人士,平反六四仍是遙不可及的事。歷史的沉澱帶來了各種不同的論述,而各人的論述定必然引起爭論。可是,仍要回歸最基本那一點:儘管我們對發生多年的「六四事件」取態不同,但彼此的立場一定不能改變,原因是:我們既然對「毒奶粉事件」、「豆腐渣工程」和「列車追撞事件」等中國社會近年發生的事,都顯得忿忿不平的話,那麼,每年聽着說着這些的「六四」故事,也應該會是義憤填膺。當比較現今中國政府的滿口歪理,真有種說不出的悲涼。說故事的人,每一年都說出內容一樣,描述不一的種種經歷時,聽的人早已把這些故事,放到自己的心坎裏去,若干日子後,仍然會不經意地回應別人對中國的想像,縱然彼此對「六四」的態度已經不一樣。

紀念六四,就是為了把故事一直說下去。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