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昨晚9點鐘離開禮賓府，經遮打花園去中環，坐地鐵打道回府。後來聽說，當天晚些時候，就在這裡，中大學生會會長周豎峰同學與社民連發生衝突，周會長在FB上自述被圍毆，並宣佈「予以最嚴正之譴責」。我不想研究周會長為何不去報警，只覺得奇怪：周會長作為「勇武的本土派」，不是要去中聯辦抗議的嗎？怎麼跑到被他譏為「建制派」的社民連這邊來了？而且對長毛動態的掌握比我這曾在現場的人更準確，當長毛在禮賓府門前和警察對峙的時候他不出現，等人撤下來了，就上去指責對方為何不堵路了。真不愧是勇武的本土鬥士哦！
據中大學生會專頁稱，周會長當時出現在遮打花園，是因收到消息，謂有群眾衝出馬路，故趕往現場了解。不知周會長收到消息時棲身何處，怎麼能夠來得如此之快？莫不是早就跟定社民連，遠遠尾隨？
聽說，中聯辦自下午起便嚴密佈防，令示威者難以集結，且有人被捕，故本土派決定放棄，且擬轉戰他處，但因消息洩露，亦未成功。倘周會長不甘心就此罷休，轉投他向來看不起的社民連，倒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相信社民連也很歡迎他的加入。然而，面對被社民連動員起來的市民，面對聽從長毛勸說放棄堵路的市民，周會長卻對社民連大加指責，這就非常讓人不解了。
當面對分歧，有三種不同態度：1.強人從己; 2.說人從己; 3.求同存異。在公共領域，唯一的通行證是理性，每一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要想得到他人聽從，只可擺事實、講道理。長毛已經解釋了自己的考慮：人太少，堵路不可能成功。周會長的理由呢？
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來說服對方，即使是口服心不服，也該老實閉嘴退場認輸，倘仍強聒不休，未免形同噪音污染。難道他以為，將噪音多重複幾遍，就可以讓對方改變主意？
誠然，辯論的輸贏和事情的對錯是兩碼事，勝者未必掌握真理。假如周會長確信真理在自己這邊，儘管他不能以足夠強有力的方式將它表達出來，他還可以：（1）自己去堵；（2）呼籲市民同他一起去堵。但他有嗎？
很遺憾，沒有。至少，迄今為止似乎沒有報道說他有。
或許我們還應該問：在公共行動中，是否存在唯一最好的行動策略？如果是，那麼把它找出來，並說服公眾相信它是唯一最好的，就成了。但麻煩的是，由於公共事務牽涉太多，而我們是只掌握有限信息的人，而非全知的上帝，所以，大多數時候，我們並不知道是否存在唯一最好的策略，相反，我們常常需要去尋找看起來比較可行的策略。而可行的策略有時不止一個；再則，對不同的個人和群體來說，限於他/她（們）的處境和能力，可行的含義未必相同。《趙氏孤兒》中，「君為其難，我為其易」便是很好的例子：究竟是引刀成一快易，還是忍辱待後生易？也許兩個都不易？也許兩種選擇都不可少？
泛民派與所謂「本土派」的關係，在我看來亦可作如是觀。本土派的激進訴求，雖在可見的將來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卻能讓政府了解到港人的失望與憤怒，從而為泛民派爭取到更多的活動空間；但是由於缺乏現實的可能，因此至多只能作為一種壓力策略，擺擺姿態，而不需要在各項具體議題上與政府斤斤計較、討價還價，反覆拉鋸。香港將來不管是獨立建國，還是一國兩制下的港人自治，都離不開一個對香港市民負責的議會，以及一個活躍而強大的公民社會，而這正需要泛民派的水滴石穿的努力。
不僅如此，一種事事講理，而非比拳頭或比嗓門的公共文化，需要不論哪種政治立場的各方共同營造，小心維護。當政府不肯講理時，民間更要堅持講理，且要盡快學會善於講理，以便教會政府懂得講理。它迫使參與的各方遵循同樣的規則，并且認賭服輸：它使各方為了能夠說服反對者，而學會傾聽；在嘗試去說服他人的同時，也要準備好被說服。它不能保證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可以幫助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錯誤和災難。
我相信泛民派對此早已看得一清二楚。本土派呢？
另外，周同學作為中大學生會會長，應該是位經驗豐富的公共活動組織者，他應該明白：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行動選擇，只要沒有對他人造成妨礙，那麼，他/她（們）便有如此這般行動的自由，即使旁觀者認為他/她（們）的選擇不智。道不同，不相為謀可也，何必強人從己？怎可強人從己？相反，他應當尊重他/她（們）的選擇，至多只可提出建議，但決不能強迫對方接受；而且應在事前提出，而不可在對方活動進行期間插進去，去試圖「糾正」他們。即使由於某些條件限制，他必須在現場表達他的不贊成，也應當保持一個相當安全的距離。這既是為了尊重對方的自由，也是因為，距離產生美。
即便是敵人，當相隔足夠的距離時，也未始不可惺惺相惜。但是，當雙方短兵相接時，即便是簡單的分歧，也容易演變為爭吵，再升格為敵意，乃至引發肢體衝突。這些，我不相信周會長不知道。
坦白說，在我看來，昨晚的周會長做了政府想做而不便做的事。他的那種真理在我的心態、正義在我的姿態，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我看來實在和他號稱堅決反對的中共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