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儍上京的同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香港舉行記招，介紹被拘人士及其家屬的最新情況
7月5日，香港兩個所謂問責高官，律政司司長袁國勇、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到北京與公安部「談」兩地通報機制，證實是「配合」北京對銅鑼灣事件主角之一林榮基再作人格侮辱，任由共產黨的無法無天胡為。如果真的有意為香港人的法律權利做點事，就應該拒絕中方這種未審先判，或曰「文革」式示眾的「認罪」錄影帶玩意，明言我們來不是配合內地的把戲，而是商討通報機制及港人基本權利如何獲得保障（罪犯也有人權，更可況未被定罪者）。
可是，這兩名港官注定必須自我矮化，因為香港的政治任命官員並非來自民選的特首，而是由自我矮化的香港小圈子選委會在北京淫威，即所謂「欽點」下，「選」出行政長官委任。而這個北京屬意的行政長官，還要由北京實質任命，實際上就是要聽命於北京，至少任何事情都先考慮北京的利益，而非香港整體利益。香港最高負責人面對北京都尚且要如此「必㳟必敬」，他的手下可想而知。特別是梁振英這類共產黨自己友被中共加持，對北京更是加倍唯唯是諾，忠誠重於一切。
人民授權與黨授權（其實是黨的獨裁者授權，共產黨的八千多萬黨其實也被剝奪了民主權利，只是極少黨員敢於提出民主訴求）是質的差別。就以專制的中國為例，共產黨假惺惺說要推行基層民主，烏坎村村民假戲真做，選出了敢於保衛村民公共財產－－土地的林祖戀當村領導，在村民授權下，村政權敢與更上一級的政府周旋，阻止它與港商勾結出賣村民的公共財產自肥。烏坎村合法的民主抗爭一時成為全中國，以至全球的佳話。那時廣東省高層也投鼠忌器，暫且忍讓。但對中共而言，烏坎村是大忌，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背叛了人民的中共，深知民主如洪流，必須消滅於萌牙狀態，烏坎村的基層民主政權不能被複制。在威迫利誘下，林祖戀等始終不肯「跟黨走」。於是就有早前林祖戀「貪污受賄」被㧓，村民起來抗議的事。
再舉一個民主國家的例子，原為琉球王國的沖繩，十九世紀末被日本強行「廢藩置縣」，納入帝國版圖，但日本實行的是殖民統治，沖繩人一直被視為二等公民。二戰末期，美軍強攻沖繩，強弩之末的日本皇軍為了所謂天皇的顏面，不及早投降，以減少人民的無辜傷亡，繼續負隅頑抗。被殖民的沖繩人和台灣人處在帝國的最前方，最早無辜犧牲。沖繩戰役有二十萬喪命，當中不少是被迫（或被洗腦自願）為天皇的顏面而自殺「殉國」。
戰後美國強佔沖繩，把這片美麗的土地變成東西冷戰時美國圍堵中國的軍事平台。1972年，美國單方面把沖繩「歸還」日本，條件是美國繼續駐軍，於是小小的沖繩島，承受了日本七成的美軍基地。沖繩人一直反對美軍留守，並因此而逐漸喚起當地人沉睡已久的琉球人意識。近年因為日本政府與美軍強行填海興建邊野古軍用機場，引起民意更大的反彈。
雖說資產階級民主有這樣那樣的不足，特別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束手無策，對經濟不民主及貧富懸殊無心無力解決，但人民授權正當性不應被輕易抹殺。軍國主義的日本，戰後在美國脅迫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連帶返還後的沖繩人也有了民主權利。事實上，當年沖繩人的返還聲音相當巨大，主因是期望與本土日本人享有同等地位，以及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可以保護沖繩人免於戰亂。不過，在美軍基地，甚至盛傳的核武基地陰霾不散下，加上右翼的安倍政府要修改和平憲法，令沖繩人倍感不安，前年選舉，反對邊野古工事的候選人大獲全勝，包括縣知事翁長雄志。
人民授權，或曰民主可貴之處就在於此，翁長雄志雖是小小一個沖繩縣知事，沖繩縣也不是什麼特別行政區，但他是沖繩人選出來的，不是安倍晉三透過選舉委員會「欽點」的，更不是自民黨人，沒有對安倍必恭必敬的義務，相反，為了沖繩人的權益，他更有向安倍說不的義務。
當然，一個小縣的自治權利，在「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有頗大的局限。去年初，翁長雄志利用行政命令，叫停邊野古工事，但不久被日本政府相關部門推翻其決定，工事繼續，沖繩人抗議之聲也繼續。為了沖繩人的尊嚴，雖明知實效不大，翁長約見安倍，當面重申反對邊野古工事的立場。
現在琉球獨立／自決之聲方興未艾，甚至有學者提出經濟聯繫台灣，以減少對日本的依賴。不過，正如專門研究不同地方民族主義的台灣學者吳叡人所言，礙於現實的大國政治，獨立未必是追求民族身份認同者最可行的選項，特別是弱小的民族，沖繩人自決之路仍然非常遙遠。這是他去年四月下旬在香港大學某講堂對著「本派」為主的聽眾說的。
這裡灰記忽發「奇想」，不知沖繩人有否聽說過「一國兩制」的香港？同樣，沖繩有否啟發港人之處？
在專制的中國下，在中國的現實考慮下，香港以「準國家」的地位存在，有自己的司法管轄權、金融和經濟體系、自己的貨幣、自己的海關和邊界。所差的是中國軍隊進駐，香港的管治者不是人民授權，立法會也只是半民主。如果香港全面民主化(這是中方曾作出的承諾），和沖繩人一樣，享有平等的選舉和被選權，香港的民選官員（或由民選特首委任的官員）應該不會如梁振英和他的手下般窩囊，面對中央官員自我矮化，言必國家前國家後，在中港矛盾前，敢為港人利益發聲吧？同理，沖繩人是否可以借鑒「一國兩制」的構思，與日本政府討價還價，不要事事以「國家利益」作藉口，不要把七成的美軍基地都建在沖繩這個特別地區？
回到赴京的黎棟國與袁國勇。雖說是高度自治的官員，沒有人民授權，面對京官自貶身價已是他們不歸的命運。甚至據稱這兩名到北京做場戲的港官，為了不想自己的窘態過份暴露，於是要求縮短採訪時間，取消記者提問環節，結果被公安部「過一棟」，透露原來阻礙新聞自由的是這對難兄難弟。
中國公安部以為有林榮基的「認罪」錄影帶就可以「發爛碴」，說什麼他是取保候審，要回大陸配合調查，否則「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那邊廂梁振英翌日向傳媒大談會談「成果」，例如把通報時限縮減至少於十四日，範圍涵蓋至大陸各政府部門。換言之係得個知字。特區政府可以為被拘港人提供什麼支援，例如家人在駐大陸官員陪同下見受拘者，例如協助受拘者聘請律師等？第二階段的商討是否涉及這些被拘港人的基本權利？一概沒有表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些基本權利本來內地人都應該「依法」享有，例如「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例如「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現實是黨媒也承認中國「強力部門」可在境外「執法」，即胡作非為，間接承認銅鑼灣事件另兩名主要人物，桂民海、李波是在境外不自願被送中國，前者在泰國，後者在香港。不但如此，不論桂民海、李波、林榮基，在被拘留期間都不獲見家人及聘請律師。桂民海現在仍被拘留，情況不明。
共產黨對待外國人（桂民海是瑞典籍），和香港人（李波、林榮基）都倘且如此，對中國公民就更不用客氣了。例如去年709大抓捕仍被拘留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至今家人仍不准與他們見面，他們聘請的律師也不獲准與當事人見面和閱讀拘控文件。一些更是下落不明。又例如最近被強行帶走的烏坎村民選村委書記林祖戀，就在當局脅迫下說出違心話，但他的妻子不屈服，指不承認當局指派的律師，只有她聘請的律師才有權替林辯護。
雖然大陸無法無天下，無論中國公民還是外國人都沒有人身自由保障，也不期望這個梁振英敢向北京喊一下話，捍衛一下港人的合法權利。只是這個梁振英不但不敢為銅鑼灣書店等人所受的非法待遇說半句，還要說不同地方有不同法律，去到當地就要守當地的法律，十足共產黨的家奴。
在這裡，灰記又要再引述一下那部常被共產黨踐踏、蹂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第二章第三十五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其實就是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是簽署國）所訂明的基本人權。首先，既然有出版自由，就沒有所謂禁書啦！其次，既然言論自由憲法都保障，更private的思想自由就更不容國家機器干涉，中國公民從那裡購買，看什麼書，吸取什麼精神養份，關你公安部屁事！
好了，即使現實上中國憲法軟弱無力，保障不了人民的權利，只有你共產黨說了算，你手頭是否有一張禁止入境的書籍名單，你有否公告天下這些書不能入境。沒有吧！那境外的書商怎可能知那一本是禁書，那一本不是禁書(根據林最新透露，郵寄的不一定是大陸官方敏感的書籍，也包括唐詩宋詞)？什麼「非法經營罪」？全世界正常的國家都不會規管人民閱讀什麼書，好書也好，壞書也好，誰可一槌定音？郵購是很通行的貿易方式，林榮基在香港接受大陸訂單寄書，是百分百合法行為，你梁振英不去據理力爭，還說什麼「去到當地就要遵守當地法律」，林榮基是因為在香港做的正常事被中共非法拘留8個月呀，stupid！
林榮基的遭遇是一個嚴峻警號，香港人怎知那天在這裡做完全合法的事，到大陸會突然被「失蹤」，被迫鏡頭前「認罪」。雖然黎棟國打圓場說「變更強制刑事措施」不適用於香港，但林榮基即使身在香港，也經常被跟縱，最驚險一次是6月底四名大漢跟縱他至住所大廈閘門前。不過，香港警方愛理不理，還說看不出林榮基受到威脅。不過，7月6日警方突轉口風，終於答允派員保護林。
也難怪，自從本地抗爭運動轉趨激烈，特別雨傘活動爆發後，警察這個國家機器被中共和梁振英「政治化」，不惜任由警方在處理雨傘運動時濫權，自己作為政府之首卻從沒有意願去解決普選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當然一般相信梁振英積極站在中共權鬥的一方，認為香港「愈亂愈好」。在這情況下，原本較有規矩的港警，知道自己濫權可以get away，正所謂權力使人腐化，加上特區政府和警隊高層不斷洗腦，說抗議示威者都是滋事者，批評梁振英和「中央」的人都不懷好意，於是對非建制的示威者濫權更不手軟。
也許在警察心目中，林榮基不如李波般合作，同共產黨對著幹，一定是麻煩友。香港警察不但內化了中國公安的思維，也沾染了他們的腐敗濫權之風，僅法庭上一些make sense的法官可以教訓一下他們。前所未有多的「襲警」罪被駁回，法官多次質疑警務人員的誠信，其實就說他們給假口供，證明警察濫權之嚴重。也難怪警隊是民望最低的紀律部隊。而律政署任由警方胡亂編造罪名，把示威請願人士告上法庭，也是墮落的表現。
事情的發展是否告一段落？中國公安是否滿足口舌之欲後「見好就收」？但林榮基不同李波，依然沒有屈服，他不甘再次受辱，在接受港台訪問時要求內地播出拘押他時的所有片段，包括有人教他認罪、有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員問話，以及有人拍枱指罵他，令他心理承受極大壓力等情況。
他還質疑即使有通報機制，兩地關係亦不可能對等。從他的經歷已證明內地政府無法無天，在設立機制後，亦不會按香港的法律執行。他還聲言如果香港警察最終保護不了他，便只能移民台灣。
林榮基是過慮還是香港人已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大家自有判斷。如果說自由和法治是香港的兩大支柱，法治還在支撐著，自由已予人朝不保夕之感。這其實是「一國兩制」的重大危機，香港管治的重大危機。只是這個聽命於北京的政府會裝作若無其事，有政治野心要做特首的人仍然為被北京相中而各懷鬼胎。灰記只會說，你們連一個在香港做完全合法事情的居民也保護不了，當特首有什麼馨香。當然，啫權的人仍是有的，即使只是孤假虎威，而不是人民授予的權力。
林榮基事件令港獨派喜出望外，網上不時出現類似「一國兩制」已死，一於港獨可也的言論。其實提倡港獨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林榮基也說過港獨也可行，所謂人權高於主權嘛。不過，林先生其實特別強調民主才最重要，所謂一切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無論什麼取向，關鍵還是爭民主。
也因此，仍然努力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的泛民不同團體及政黨，以及傘後組織，依然是人民寄託的主要力量，無論港獨派如何攻訐（灰記也不想再提七一當日一些「本土」派無賴和窩囊的表現）。最重要是即使香港現時的自由汲汲可危，香港傳統的開放視野和人道關懷（如果有的話）不能放棄，這包括作為關注亞洲和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總部。這種開放視野和人道關懷，這些對外（包括對中國)的關注，往往與泛民團體有關，例如職工盟等組織除了關注本地勞工權益，也關注亞洲和中國的勞工權益（有時會針對港商剝削大陸勞工而發聲），又例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顧名思義是關注和支援中國的維權活動。林榮基之所以找何俊仁幫忙，也是有感於作為關注組主席的何俊仁熟悉中國維權活動（而林與中國維權人士和律師的遭遇有不少相通之處）。
當然，於一些港獨派而言，最方便的說法是而家香港自己都自身難保，仲去關心人地。甚至中國咁對我地，做乜仲要去關心中國人。但這是相當偏狹和自我封閉的思維。香港因為歷史機遇，難得成為一個國際城市，便要有一個國際城市應有的視野和氣度。當我們批評中國民族主義如何狹隘和封閉時，為何我們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要變得如斯狹隘和封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