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社會科學，有一種優點——或缺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事一物，一言一行，都是社會研究——又或更確切地說，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的組成部分。事實是，作為一個磊落真誠的研究者，你總不能對扭曲的現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小學雞，微管理
近年我校的研究院課程、包括博士班，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參加一個約相當於香港初中程度的英文基準試。這令我對現行的大學體制，又有了深一層的體會。顯而易見，這種標準化的量產（mass production）程序，原是來自工業時代的產物，目的是製造大量千篇一律的標準貨色。假以時日，大概還會要求研究生每天報到點名，上什麼網看什麼也要檢查，最終連服飾、耳環和髮型也要管，諸如此類。
相當之小學雞。
為什麼大學，不，是研究院課程，也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似乎除了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量產千篇一律的學士、碩士、博士，看來還有更深一層的理由。如上所述，既然考要英文試，那就自然會衍生大量考核、評審、輔導、進修的相關職位，相關部門的地位亦隨之水漲船高。套用黃子華的金句，一言以蔽之，「搵食啫，犯法呀？」
推而廣之，香港大學學位急劇擴充，量產了大批額外的畢業生；同樣地，大學官僚架構亦成為吸收大批畢／失業生的海綿。推動大學的量產化發展，所需的並非思想家、知識分子、學者、教師甚或技術員，而是大量制定和執行標準化程序的技工——執行小學雞式微管理（micro-management）的技術官僚。同樣地，「搵食啫，犯法呀？」
誰對這種小學雞式的微管理最感興趣？一言以蔽之，梁振英。正如我以往曾詳加說明，早於在2014年1月的施政報告中，梁振英已花了極為冗長的篇幅，提出協助青年人進行「生涯規劃」的措施。換句話說，對於充滿憤慨的青年人來說，現存體制早已是千蒼百孔，完全無法承載他們的訴求；而對於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則力圖說服他們既定規則行之有效。特區政府無非想告訴我們，想要「發揮興趣和潛能」，甚至想要「實踐夢想」，便首先要認清形勢，「識時務者為俊傑」，將自己打造成市場所需的勞動力，然後繼續按照市場的既定規律辦事。(1)
當然，即使是有志學者或教師崗位的人，同樣難在現存大學體制下獨善其身。我身邊不少朋友也會私下抱怨，新公共管理、「衡工量值」帶來的工作壓力；對於時下大學吃人的體制，她們甚至罵得比基層教員還要厲害。然而，她們幾乎無一例外的對應策略是：更義無反顧地盡情擁抱這種管理和評核文化，務求令自己不致在職位和待遇上，會有絲毫落後於人的可能！當我請她們盡量以中文、及淺白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即時得到的回應是：大學count唔count㗎（是否納入績效評估範圍）？(2)
叫不醒？裝不醒？
在相當程度上，這篇文章也屬於論文課題的一部分。我原來的命題正是：「counter-hegemonic transformation」，是什麼意思呢？套用Erik Olin Wright的說法，是在既得利益體制異常強大之下，我們是否存在另類選擇的可能？這不但涉及既有體制的缺陷、社會運動的邏輯，烏托邦願景的想像，殘酷的事實是，它更加涉及個人的良知和抉擇。就正如昆德拉的名著及電影《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托馬斯「布拉格之春」過後選擇折返捷克，承受政治苦難下的「沉重」；身為名醫的主角只要靜靜地簽下「悔過書」，便可繼續一如既往的「安穩」生活——但到底是應該「簽或不簽」呢？(3)
我又不禁想起阿倫特的「平庸之惡」。它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著一個不思考的人所作的惡。「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也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但他在面對選擇時候的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抑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卻是黑暗時代的人們的顯著特徵。惡始終只是一種走極端，從來都不是極端的創造，它沒有深度，也不是什麼著魔。它會把整個世界夷為荒漠，之所以會這樣，恰恰在於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膚淺的表面瘋長的蘑菇一樣。」(4)
歸根結抵，這篇文章到底是寫給誰看的？這復又令我想起魯迅「在鐵屋中沉睡的人」，那些作為量產成品的大學技工，無論如何也不會明白問題的所在。相反對於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或教師來說，她們顯然從來皆不屬於「沉睡的大眾」。問題只是：「你永遠也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周濂，2012），大家都早已習慣大學體制下的高薪厚祿嘛！還不又是那一句：「搵食啫，犯法呀？」
1 鄒崇銘、韓江雪：《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印象文字，2015。
2 見此
3 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4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