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柏林，是2014年11月。那時傘運仍然懸而未決，我則為了猶太紀念館及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Holocaust Memorial）而造訪這個傳奇城市。柏林有大器，寬闊的街道，高高的天空，不似香港及倫敦般狹小。今次為著柏林戲劇節而重訪，更喜歡其對多元文化的開放。
我的劇本《未來簡史》入選了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 2016「劇場相遇」之「劇本市集」（Theatertreffen Stuckemarkt）五個劇作之一（詳見「在走向國際劇壇的道路上──寫於出發往柏林戲劇節前夕」，2016年4月27日，明報世紀版）。「劇本市集」為期六天（13-18/5），我需要參與三項活動：《未來簡史》（下稱《未來》）的讀劇及座談會；主持一個工作坊；以另一套新劇《後人類狀況》參與投案環節(pitching)。此外，我參加了他們的工作坊，看其他入選組別的讀劇及表演，觀賞「劇場相遇」的十大年度德語劇作中的其中三齣，還有每晚十一時開始的酒會、派對。那是歐洲藝術節的習慣，許多時候，在派對中，藝術家可以聯絡、認識不同的劇場人，獲得一些重要資訊。每天都是密密麻麻的行程，既刺激又充實。
我的劇本為何能夠入選呢？出發前我也很想知道。開幕儀式給出了一些答案。幾位評審坐在台上，一開始便提出「我們是誰？什麼是歐洲？」等問題。開幕致辭則邀請了當紅導演米洛．勞（Milo Rau）。他問：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說「作者已死」歷數十年。那麼，現在再問，「誰是作者？什麼是文本？」，會有什麼樣的解答？米洛．勞的作品常常走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的路線，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原原本本搬上舞台(可以剪輯，但不可添加任何文字。）評審之一 Kathrin Roggla在「劇本市集」小冊子及開幕禮上亦追問：什麼構成一個劇本(play)？有人建構的對白是真的對白？還是演員的表演物料？一種專屬語言的力量？或只是彙集一長串的陳述？有人想實現一些東西，還是惺惺作態？最後，她補充，她不斷重訪異步（asynchrony）的概念、時間的重疊及互通、非線性的敘事、多重結構及反覆鍛造的記憶。《未來》確實呈現非線性時間觀，也和歷史、記憶關係密切。另一評審Hans Werner Kroesinger說，他有一個比較個人的標準：如果重讀劇本時，他仍然能為同一個笑位而笑，或產生更多問題及思考，那就是他要揀選的劇本了。評審發言後，隨即進行答問環節。有觀眾問及是否不接受傳統手法寫作的劇本？或所挑選的劇本均涉政治議題？評審亦不含糊地一一解答。我十分欣賞這個開幕儀式──沒有廢話，不冠冕堂煌，坦白，真誠，承認自己的限制，敢於說出自己的立場。評審沒有躲在幕後，而是準備面對質詢，承擔責任。一切都攤在陽光底下，我得見深信不疑的「溝通理性」 (哈伯馬斯（Habermas）提出)。這尤其值得紛紛擾擾的香港社會借鏡。
我以「動盪時代的寫作」為名字，主持了一節工作坊。我猜想德國人對香港及中國的狀況不太熟悉，於是由此出發構思工作坊內容。我首先從身分認同問題開始。香港從來沒有完成去殖民的過程，只是由一個殖民者（英國）移交至另一殖民者手上（中國政府）。而我，正如大部分港人一樣，會介紹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我手持英國公民（海外）護照（BNO），可以不用另外簽證逗留英國半年，但又不是英國居民（UK Resident）。那麼，我的身分是什麼？而且隨著這兩年頻繁往返香港及歐洲，我開始想像一種液態的身分──我可以是流動的、非固有的嗎？我既可以香港為家，同時亦以倫敦或其他城市為生活及創作地嗎？接著，我提出了兩個關於中國的問題。一是中國會不會崩潰？我概述現在中國政府面對的一些挑戰：政府內部的權鬥；政治、經濟精英紛紛把家產及家人移往海外；無數看得見、追蹤不到（更多是看不見）的小鎮起義；人權、自由不能得到保障等。我補充，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可持續的政治體制，永遠陷於地方對中央、南方對北方的困局中。另一問題是六四大屠殺及其後遺症。我以文革後的經濟改革開放為起點，講述改革初年的中國言論自由曾蓬勃一時。及至八六年學潮，保守派重掌權力，將胡耀邦趕下台。胡後來鬱鬱而終，因而觸發八九民運，最後以中共暴力鎮壓收場。我的論點是，六四讓中國人民看到，做好人沒有好下場。於是之後中國社會面臨「靈魂真空」 （Spiritual Void，借用作家Evan Osnos之語） ：致命假貨成行成市，反人類的暴行時有所聞。有趣的是，工作坊後有一參與者（我猜是華人）傳我電郵，真誠地與我討論工作坊內容。她認為中國社會的道德（靈魂）真空應上溯至文革。我也不否定這個觀點，文革對人性美善的破壞力確實遠超想像。但我始終認為，八九民運是中國社會的最後一根稻草，錯過了只能迎來江河日下的崩壞。第三部分我以港中關係為題，簡述香港在主權移交後的政治、社會生態，包括中共破壞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等，到傘運及銅鑼灣書店事件。令我稍微詫異的是，大部分參與者沒曾聽聞銅鑼灣五子失蹤一事，不過知道後都覺得恐怖。比較之下，英國人則緊跟香港消息。我一些英國朋友也有跟我提起李波一事，只是不知道最新情況。而我又以陳健民的「Unfriend 中國」一文為例，說明香港人日漸疏遠，甚至割離中國的心態。在工作坊結尾部分，我跟他們一起談談我的作品。我原擬在後面一小時進行一個寫作練習，但分享時間太長，工作坊最後變了一堂講課。原本參與者上限是十五人，結果來了二十多人，足証他們對異文化的興趣。能夠在德國分享香港的情況，也是彌足珍貴的。
《未來簡史》的讀劇，亦饒有趣味。德國導演 Philip Preuss發掘出我意想不到的喜劇感。演員頭戴不同顏色的假髮，時有輕鬆鬼馬的演出，甚至劇中男主角──目擊痛苦的男人也有惹笑的時刻，這是我下筆時沒有想到的。導演亦善用了表演場地的特性──那是一個長方形的多用途活動空間，未來共有兩條時間線，後面有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後面的小花園。導演安排部分場景在室外進行，形成了室內、室外的二元性，暗合故事中的兩條時間線：現在和未來。有趣的是，劇中出現了一把黃傘及結尾有一輛瞬間吹漲的坦克，一個演員拿著布袋站在吹氣坦克前。如果華人劇場作品出現這兩個符號，或會被視為缺乏想像力(陳腔濫調)，但德國觀眾可能需要它。表演後，導演興奮地跟我說，吹氣坦克是從深圳訂過來的。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說，歐美喜歡抓著一個符號用許多年，不停地圍繞著它創作，但華人社會則相反。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相比倫敦，柏林劇場及觀眾更願意接觸不同文化的作品。而我相信，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對於自己的劇作能夠跟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見面，我也深感興奮。不過，《未來簡史》在德語劇場的後續發展，到現在還是未知之數。然而，今年十一月四至六日，《未來簡史》將於「新視野藝術節」世界首演，有興趣的朋友密切留意吧。
P.S. 有關參與投案環節的經驗，詳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柏林行的劇場省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網站
原刊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8月6日
圖：《未來簡史》劇照，網絡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