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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建制嘍囉乘機揩油 ,當權政府歷史尋租,青政新丁何不道歉

建制嘍囉乘機揩油 ,當權政府歷史尋租,青政新丁何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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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政府包辦,建制代理,一眾行街跑腿促銷,加上政治黃牛黨的炒賣,香港也越來越多人配得上玻璃心了。

青年新政兩位年輕侯任議員在宣誓時用上了「支那」一詞,招來了議會內外的建制派政團、一眾外圍組織、政府高層、喉舌傳媒等群起而攻之。一時間殺氣騰騰殺聲震天,似乎還要動員千軍萬馬,誓要把這兩位年輕當選人置諸死地。

嚴格講,在食生菜的「儀式」上用上「支那」一詞確實是十分有問題的,青年新政兩位侯任議員應該受到譴責。不獨是因為用上了這個詞冒犯了別人,還因為這個做法為建制及當權者提供了一個揾歷史著數的機會。

語言的運用是否恰當必須放在現實的社會處境來分析,也不能不看場合。放進歷史裏看,「支那」一詞確實曾經是一個中性的稱呼,古印度已經稱全中國為支那。日本人以前也一向以支那稱中國,那個時候沒有負面含意。所以孫中山,梁啟超,郁達夫,魯迅等人都曾經用過這詞,可能也曾自稱為「支那人」。

但民國成立之後,再用這個字背後的含義已經變了質,到了日軍侵華之後,再用這詞便包含了十分惡劣的動機了。中華民國成立之後,曾經正式要求日本在所有官方文件中改稱中國為中華民國或中國,而不要沿用日本慣用的「支那」。但日本為了表示對當時的中華民國及中國人的輕藐,一方面在官方文件順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

但在私底下,卻仍然經常以「支那」一詞表示對中國人輕視,情況就等於見到黑人的時候叫他做「黑鬼」或「黑奴」。到日本侵華的時候,就索性以「支那」作宣傳,暗示中國人為低等民族。當時的宣傳說「殺死支那人」,就等同於說殺雞殺狗,不但無須留有一手,還是一種英雄的行為及光榮。

明白這個背景,當知任何人說「支那」的時候,都是對歷史錯誤的一種肯定。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都不應該這樣說。

既然這個詞今天已經包含了這種惡劣的含意及代表了歷史的某種錯誤與罪惡,拒絕再用這個詞也是一個十分合理的做法。等於說黑人是Negro,字源上只是表述皮膚的顏色,後來演化為Nigger,也只是指黑膺色的人種。但既然後來帶有了「奴隸」或「劣質人種」這樣的含義,今天便不應再用。今天在美國說黑人是Negro或Nigger,輕則會被人打的,在部分州甚至可能會惹上官非。

雖然這種象徵性的含意隨着年月而慢慢淡去,但因為二次大戰及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受害者及後代對此仍然記憶猶新,歷史教訓也不應這樣輕易被淡忘,這詞背後包含的歷史罪行也不能不記取,何不考慮其他更合適的選擇?

雖然網上及評論界不斷有人為支那兩個字漂白,青年新政兩位年輕議員應該明白,這兩個字經過歷史事件的沉澱,確實有特別的象徵性含義,確實是不應該用上的。就算是想在宣誓過程中製造gimmicks,也是不應隨便玩火的,除了考慮造成的後果自己要去承受之外,也真的不能不考慮其他人部份人可能有的感受。對一些沒有敵意及無辜的人,何必要冒犯他們呢?

而且不要忘記,還有一個極權政府不斷翻炒這些歷史恥辱,甚至把抗戰勝利的榮光也要從國民黨中窃奪過來,從而加強這個政權的政治認受性。兩位青政議員以為可以偷雞,實際上是為當權政府提供了另一個利用抗日歷史來尋租的機會。

當今政壇虎狼當道,上至最高領導人,以至下面的嘍羅走卒都對那些不識趣的反對派虎視眈眈,一個不慎便會被他們抓辮子打棍子。對於強權政府及其支持者,要求平六四、追究文革悲劇的責任,他便說你們不能放下歷史包袱;但一旦觸及一些更遙遠的歷史禁忌,便會惹來衆口一詞,扣帽子、打棍子,扣上一個「辱華」、「傷害13億人民感情」、「愧對列祖列宗」這些政治大棒,然後動員其他政治跑腿、無知民眾、及盲目的支持者咬著不放。讓建制當權陣營垂手取得這樣大好的機會,當知他們也必定要抓著他們這個辮子不放。兩位青年新政的年輕議員必須承認這是自己思慮不周,行事魯莽的結果。

如何收科?我沒有投票選他們,但得承認他們是直選產生的議員,帶着選民的委托。老實說,他們也不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代議仕人選,但他們今天已經贏得這個身份,有選民投票給他們,這一個意志仍然應該受到尊重的。況且,他們不像一些其他直選議員,他們的選民都不是由一個的有龐大的資源及極大的政治能量的組織幕後協調出來的,他們也沒有資源蛇齋餅糭。所以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性仍然是不能否定的。

作為政治人物,要承擔選民的重托,成為代議士,自然也要學懂承擔責任。因此既然這次明顯犯上了錯誤,確實可能冒犯了一些人,與其找一些小學雞的理由來左閃右避,倒不如清清楚楚,就向受到冒犯的公開道個歉。這樣做,不但不會再失分,反為可以展示自己的責任感,可以挽回損失,甚至可以贏得更大的信任。死不認錯只會令自己的政治誠信更受懷疑,共產黨及梁振英就是最現成的例子。

現在那些建制派嘍囉的反應確實令人感到好笑。他們的背景及動機大家都清清楚楚。要做政治騷,要向阿爺表忠,儘管去做,但也不能肆意放大政府及議員的權力。兩位年輕議員要為自己的越界行為負上責任,也必然會付出政治代價。所有人都有權要求他們道歉,但是不是這就可以成為取消他們議員資格的理由?不道歉就不讓他們宣誓?這是誰人的法律?倒不如乾脆叫他們跪玻璃、戴高帽往彌敦道遊街示眾?這是什麼心態?

由此可見那一些建制派有多討厭,也有多危險,動輒指責別人搞破壞,其實對制度的破壞最不遺餘力的正是建制派。最不能吸取歷史教訓的也就是他們這一類人,還要仿效可能比日本侵華更惡劣的歷史罪行。由此可見,建制派今天口說什麼尊重歷史,實際上是要透過騎劫歷史來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要抽歷史的水,要扮演歷史罪行受害人的代表來尋租。其實在骨子裏最不尊重歷史,最不懂得從歷史學習的也正是這一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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