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個月來的明爭暗鬥，特首爭奪戰終於揭幕。令人意料不及的，是率先宣佈入閘者竟然是退休法官胡國興。參選也還罷了，令人跌眼鏡的是他竟能以無政綱、無班底、無經驗的姿態走出來。更離奇的是，傳媒、泛民政黨以至普羅市民都對其甚為稱許。這一方面證明香港已進入了「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年代，另一方面亦反映小市民對社會各界權威信心盡失，只剩少數人物可以給他們寄予厚望。到底「退休法官」的地位，相對於其他候選人，有何特殊之處？在這超然的身份背後，對香港的政治情勢又有何啟示？
我們不妨從近幾屆特首選舉候選人（及疑似候選人）的身份背景去分析市民對各界社會領袖的觀感。唐英年出身商界，於2000年前後開始涉足政壇，其後官至政務司司長。但直至2012年選特首，唐都擺脫不了其商界影子（或者可以說是特首選舉彰顯了其商家背景）。在地產霸權的陰影下，香港人一向對大商家甚為反感，官商勾結的指控時有出現。加上唐的性格、能力、以及行事作風，無一不符合紈絝子弟的負面形象，令市民對這些有錢佬更感厭惡。因此，要市民相信一個商界出身的政治領袖，只怕十分困難。當然，王維基在立會選舉中獲得不少非建制選民支持，但他的本錢源於其被政府打壓的經歷，又打著反政府的旗號，亦不可能獲建制派支持。
政界方面則較為複雜。在民選政客方面，梁家傑和何俊仁政黨背景鮮明，雖因毫無勝算而未有遭到其他候選人或建制派猛烈攻擊，但即使有普選，亦因他們在這充滿爭議的政圈打滾太多年，令其難以成為各界共主。別說建制派，就是非建制派內亦有不少人對這些溫和泛民一直以來的路線甚為不滿。葉劉淑儀雖是半途出家，但因其性格及行事，令她就如唐英年於商家一般，加深了市民對「政棍」的負面印象：騎牆、反覆、權欲薰心。至於曾鈺成，也許是過份聰明，雖然政治手腕超班，卻始終掩蓋不了那股「蠱蠱惑惑」的政客味道。在親中建制派、溫和泛民和本土自決派三方混戰、互相抹黑下，香港人對所有政黨的信心均是持續下跌。在政治光譜中間的傳統派系固是如此，偏左偏右的新興政黨就更不用說。想從這極度分裂的政圈找出一個人來領導香港，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政界另一方的公務員系統，曾經是香港人相對信任的社會架構，但自高官問責制實行以來，政治色彩愈來愈濃厚。至梁振英時代，國民教育、佔領運動、篩選立會參選人、橫洲風波等接連發生，更令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形象蕩然無存。某程度上，任職公務員三十多年的林鄭月娥正正演活了這段公務員興衰史。曾幾何時，她的民望長期處於司局長之首，但自政改之後，因多次為政權背書，她和其他一眾問責官員的民望都是穩步下跌，上月更跌至上任以來的新低，在特首選舉民調中亦被大幅拋離。曾俊華雖然逆流而上，但所用的方法卻是在明在暗都不斷和梁振英唱反調，刻意本土，爭取非建制人士認同。兩人循著相反方向愈走愈遠，突顯了公務員難再維持政治中立的形勢。加上近年連串貪腐事件，市民對公務員品格的信心亦已大受損害。無論是曾蔭權、許仕仁、麥齊光還是民航處處長羅崇文，他們都已在不知不覺間自毀長城，破壞了公務員在社會大眾心中的形象。
在候選人以外，我們亦可看看社會其他界別如何被政治鬥爭弄得不似人形。在學術界，政治已全面入侵校園。無論是親中勢力竭力阻止陳文敏升任副校，還是徐立之因李克強事件黯然卸任，都反映出學者面對政治紛爭時的無力感。受歡迎如沈祖堯，亦因旺角衝突和噓國歌等事件飽受批評。學術的真諦原是追求理性、客觀，如今連學者都無法逃出這政治旋渦，足見香港人心之分裂。
除了學者，專業人士的情況亦不惶多讓。由於功能組別遲遲未能普選，逼使各界人士組織起來。佔領運動以來，代表各專業界別的政治組織紛紛成立。會計師、精算師、建築師、測量師，人人都在別無選擇下站了出來。連向來給人感覺與世隔絕的醫學界，亦在醫委會改革一事上正式進入政治舞台。就是當歌手當演員，也沒有了討厭政治的權利──撐學生的被老闆解約，反佔中的被網民圍攻。政治水位急劇升高，一切都被淹沒。
由於在社會分化下，商家、政黨、公務員、學者、專業人士以至娛圈中人都難逃靠邊站（或「被」靠邊站）的命運，所有寄望幾乎都落在司法界身上，胡國興參選而獲好評亦是這個原因。法治向來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回歸多年以來，法院給市民的感覺尚算公正，威信猶在。在其他所有範疇裡，我們習慣了相信每一個人都是非黃即藍，任誰做特首都無法令雙方心服；唯獨在法官之中，我們仍相信他們能中立處事。即使他認為廿三條須要立法，即使他自言年輕五十年會去參與佔中，我們仍願意相信他的理性，仍願意相信他不是為政治利益服務。
無奈能力愈大，就愈易被人擺上檯。當「退休法官」變成了公平公正的代名詞，漸漸地，泛民建制雙方都在各種政治爭議上，試圖將退休法官拖落水。旺角衝突要委任退休法官調查，廉署地震要由退休法官調查，鉛水風波要由退休法官調查，南丫海難聆訊也要由退休法官主持。社會分裂至斯，「退休法官」成了雙方唯一的共同語言，但亦成了雙方都想拉攏的無上力量。
退了休的也被擺上檯，在任的自然更是劫數難逃。作為議會上的少數派，泛民以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決定由來已久，但即使敗訴，亦向來尊重裁決。但近年來，梁振英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過來以「法治」之名打壓反對聲音，「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已成常態。在宣誓事件的司法覆核中，他便以入稟人身份御駕親征，直接將法庭放在以梁特為首的愛國愛黨陣營，以及代表110萬名選民的反對派之間。
更可悲的是，為了趕盡殺絕，只要法庭的判決未如梁特所願，往往便製造輿論攻擊法官，企圖向法庭施壓；如果成功將反對派治罪，則大肆宣揚，營造法官和政權站在同一陣線的效果，一步一步地削弱司法系統在非建制支持者心中的認受性。終於，黃毓民掟杯罪成，一句「狗官」，為法治逐漸消亡寫下序章。
當政治死結愈拉愈緊，每一寸綠地都已化為焦土。社會失去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一有燙手山芋，就只能往最後一片淨土死命地拋。於是，法院成為了另一種形式的戰場，法官成為了交戰雙方的擋箭牌，法治成為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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