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要再重申十萬次：如果要以現實的制度或決定是否被改變去衡量社會運動的得失，香港社運史上可以稱得上「贏」的運動應該少之又少。
首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願意怎樣付出，實現在街頭呼喊的口號、或者心中希望出現的理想社會？」這不是討論我們應該用甚麼策略或手段去推進行動，而是要問清楚自己到底願意花上怎樣的心力去爭取——一年半前我在突尼西亞，見到有很有人花盡畢生的青春與努力，為阿爾及利亞婦女爭取基本權利、有人在戰火中的敘利亞組織學生團體，在軍事反抗以外推動國家的和平進程，還有形形色色聞所聞聞的事物。
阿爾及利亞婦女權益在Bouteflika的獨裁管治下沒有太大起色，而敘利亞的情況也有目共堵。但這些運動的組織者，為何依然能堅持在戰亂下進行這些不起眼的運動？關鍵是，他們對於要實現改變的決心，遠遠比我們大；他們也相信被組織的力量，才能有機會實現變革。
被釋法的香港，還值得住下去嗎？
對我而言，無論有沒有民主、有沒有釋法，香港一日信奉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制，都不是理想的社會狀態、都不是土地正義；釋法與沒有普選，只是令這個爛蘋果更爛。但堅持在議題工作的原因，不是看到改變的希望，而是我們更要讓被排拒在掌握「改變」的平台以外的群眾，能夠在運動中為自己充權、在過程中嘗試實踐理想的決策方式，比起運動的成敗更為重要。而這種理念，是沒有國界和地界的規限的，也許日後會在地球的某處做同樣的事，只是生於斯長於斯，才在香港這個地方嘗試。
2014年城規會馬拉松式發言，大部分人坐低，但我每次都堅持站著，包括被攔腰打低的一次。2016年反釋法集會，我不需要甚麼記者證去保護自己不被捕、不需要戴口罩和眼罩去令自己不受傷。作為一個有理念需要實踐的人，讓執政者看見人站著呼喊訴求，我不認為有甚麼問題；反之，要將站著的人強行撲跌、傷害集會表達訴求的人才是錯誤。
無論暴力與非暴力的手段，都沒有對錯的價值判斷，身在現場的人只要能回答自己「為甚麼我要選擇用這種方式抗爭？」、「這種方式與我想表達的議題有關係嗎？」這兩個問題，無論如何都是有基礎的決定。而如何令不同個體的決定，通過溝通、討論組合成一個集體的行動意志，才是運動前中後要檢討的重點。
愈是困難，就愈是要拿出勇氣去溝通。走上街頭不是為了甚麼浪漫戰爭，我們所渴求的改變也不一定能夠實現。反而是參與行動的人，如果沒有（被賦予）討論、決策的權利，就更加容易感到失落和急躁，只能通過攻擊與挑釁，才能找到自己在現場的角色和存在價值。所以行動不只為爭取某些政治目標，更是要讓參與行動的人，通過抗爭為自己充權。
Ser un hombre que actúa como piensa y, seguro, leal a sus convicciones. 唔知係唔係哲古華拉的名句，但「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這句話一定無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