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八、九十年代工業轉移之際，香港的勞工工作者之間曾掀起有關工人組織「社區化」的討論。「勞工社區化」簡單來說，即是在社區內接觸、組織工人，是地區工作與勞工工作的結合。紮根社區，建立工人網絡，這種模式有別於職工會以行業或工種劃分組織對象、在工作場地接觸工友的做法。面對日益零散化的就業模式為工人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不少人認為「社區化」能回應當前形勢，並填補一般行業職工會未能組織零散工的缺口。翻閱歷史資料，有關「社區化」的論述或文字記錄，只能從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和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的出版物中看到 [1][2]。更甚者，社區勞工組織的經驗、實踐的狀況，缺乏文字記錄，後人難以知曉、參考。適逢筆者認識的一位勞工工作者最近離職，於是萌生為她寫一篇專訪的念頭，希望把她的組織經驗記錄下來，亦希望讓大家認識工會以外，另一種形態的工運、拉闊對工運的理解，並得以重拾過往工運路上被人忽略的碎片。
訪談當天，已是阿芝離職一個月後了。這天，阿芝回到葵涌邨街坊工友服務處，與工友開小組會議，完成了在任時未完成的街坊組織者培訓。一個離職了的人，仍堅持完成離職前未完成的事，足見其責任心。正正是這種責任心，驅使阿芝踏入葵涌社區，展開勞工工作，在這裡渡過了七個寒暑。
從社區出發的工人組織
「我大學時讀社工系，在2009年9月至12月期間因為學科要求而到街工葵涌邨辦事處實習，來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想做勞工議題的傾向。」當時實習的主要學習範疇為「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並且以舉辦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為目標。起初阿芝對這個社區不太認識、不清楚居民的需要，於是，阿芝拿著一疊疊問卷落區，聆聽居民的需要，結果發現他們普遍覺得交通費負擔很重。適逢當時政府就推行了兩年的「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津貼的前身）進行檢討，而葵青區一直都不在計劃的支援範圍內，阿芝便透過洗樓、落區去接觸住在葵涌邨的在職人士，邀請他們來開會，然後與他們成立「葵涌邨爭取跨區交通津貼關注組」，確立爭取計劃開放至全港十八區這目標。其後不斷舉辦記者會、居民會、帶動街坊參與遊行、與關注公共交通事務聯盟（交通聯）緊密溝通。
短短三個月的實習結束，當然還未爭取到任何政策上的改變。儘管阿芝已完成了課程要求的實習，她大可以重返象牙塔，得到一個令她滿意的實習分數，繼續她的學業，可是她卻不希望是這樣，「可能是源於那份責任心，我不想完了實習便結束小組，因為相關議題仍未結束。」阿芝在餘下六個月的大學生活裡，為了延續組織工作，不間斷地游走於葵涌邨與大學之間，有時更「走堂」，無償地為葵涌邨的居民組織出力。在大學課程正式完結後，她第一時間想做的，不是四出找工作，而是參與了街工的暑期實習計劃，為的，始終都是葵涌邨的組織工作。暑期實習完結後不久，阿芝正式入職街工。至今憶起這段往事，她亦覺這不單只源於責任心，更是源於她享受組織的過程。
其實在暑期實習的時候，阿芝的組織工作已初見成果。在工友多番爭取下，政府最終決定在2010年起，將「交通費支援計劃」擴展至全港十八區，計劃亦正式改名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爭取目標達成了，便要去找下一個目標，當時阿芝除了思考如何延續組織，同時認為工友不應局限於關注交通事務，於是舉辦了勞工法例班，透過講解勞工法例去帶出現時工人的困境，因此當時有一半的開班時間都是討論勞工議題。勞工法例班完成後，小組便由「葵涌邨爭取跨區交通津貼關注組」轉化成「葵涌邨勞工權益關注組」，小組的著眼點不再是單一的交通議題，而是各種的勞工議題了。
組織的過程當然不是一帆風順，在組織起頭時，阿芝第一次舉辦居民大會，共有四百人留下聯絡電話，可是到了第一次開小組會議時，卻只剩下三十人，到了第二次開會，更只剩下幾個人。初出茅廬的阿芝未曾經歷人數如此起跌，一時接受不來。後來漸漸的明白，工友有不同的考慮、選擇，於是理解這種人數上的波動。時至今天，工友組已經成立了七年，當中有不少工友來，又有不少工友去，亦有持續參與了七年的工友。阿芝認為，當年爭取到交通津貼開放至十八區和雙軌制，是很關鍵的一步。「這些爭取成功的經驗，使帶組容易了，這些抗爭成果能建立到一種信念，就是工友要站出來才會有成果，不站出來便沒有。」
經過數年的帶領，阿芝已成為了支撐起工友組的一股泉源，儘管如此，她不希望工友只聽從她的意見。「小至小組的定名，大至小組的目標、關注的議題、規矩，我都想交由工友去討論、決定，因為這象徵著工友對小組的承諾、重視。」
阿芝作為組織者，無分工友的工種，而是以工友自身生活的困境出發，例如交通費和房屋租金問題，讓他們透過關注這些議題，去理解自身在爭取政策改善過程中的位置。然後更進一步，使他們走出單一的議題主線，關注更多的勞工問題，包括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和稅制改革等，參與更多不同的社會行動。這正正是實踐「勞工社區化」的開端。
佔領運動與工友的成長、退出
經歷過各種行動、接受訪問、在街站嗌咪，工友在行動經驗、理解各種議題和工人身份認同上都有所累積。到了2014年的五一遊行，工友更一手包辦製作橫額、構思發言內容和帶領喊口號等工作，在過程中阿芝見證了他們的成長。可是同一時間，阿芝感覺在組織上到達了頂點後，難以有突破。再者，工友組的話題過去主要涉及勞工權益，卻未有觸及政治權利的範疇，視野受限。當時社會上熱切地討論著戴耀廷教授提出的佔領中環，政改運動成為了公民社會的主要議程，阿芝帶領工友認識政改議題和公民抗命的理念時，容許工友自行考慮決定是否參與「佔中」，這種開放的態度卻被同事視為不夠進取，觸發她去思考自己的組織工作能否與社會運動接軌、工友在「佔中」上有沒有位置，使阿芝陷入迷惘中。
最後，「戴耀廷式佔中」沒有出現，警察一枚又一枚的催淚彈卻驅使更多人起來抗命，催生了持續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阿芝記得當時工友看到他們的兒女無懼催淚彈，奮不顧身的起來參與佔領，也被感染了，開始明白佔領的重要。後來她帶著工友們從遙遠的葵涌邨來到金鐘佔領區，看看那裡的自修室、公民講堂、各種塗鴉。工友眼界大開，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除了開始明白爭取政治權利的重要性外，也會願意理解公民抗命的理念，回到去社區時更會去說服認為佔領很暴力的其他街坊。工友組組織經歷佔領運動後，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層次。
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不久，學聯提出無限期罷課、罷工、罷市，後來卻沒有多少工人和市民嚮應。有些人認為佔領運動只停留在佔據數條街道，未能擴展至能夠癱瘓社會運作的規模，是源於公民社會一直以來組織薄弱，未能讓廣大勞動階層理解抗爭的重要。作為當時的工人組織者，阿芝卻認為「那時有太多因素去影響著這場佔領，當學生仍是主導角色，工友亦是受年輕人的啓發後才出來參與佔領，很難叫他們反過來主導整個運動。」可見工友仍然是受著這個社會運動的氣候影響，處於被動的位置。
不過，最讓阿芝感到可惜的，始終是有些工友因對佔領的立場與街工相左而離開了工友組。「他們在參與小組的日子裡吸收了一定的東西，現在突然離開了，便不能繼續下去。」她看到很現實的一面︰在無風無浪的日子裡，工友會很容易接受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公民提名，可是到佔領發生了、影響到他們返工搭車的時候，不是所有人都能撇開利害關係，不顧自己而支持佔領。也好像討論全民退保時，工友在理念層面上對著「人人有份」、「尊嚴退休生活」的說法都會說認同，可是到了討論學者提出的方案時，要計算自己要供款多少、知道家庭主婦不用供款時，他們就會爭論得面紅耳赤。
即使如此，「他們會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更加知道是否和其他人理念一樣，是否走同一條路線。留下來的工友，理念會更加堅實。傘運後，他們開會時會講多了民主、公民提名的話題，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突破。」
工友組織的昇華——社區工會
早在2013年的時候，阿芝已有成立「社區工會」的構思，希望工友組的工友能成為工會理事。「社區工會」以地區組織為基礎，旨在組織某一社區內的工人，它有別於行業工會，不會以工種來區分組織的對象——只要是在該社區內生活的工人，便能加入成為社區工會的會員。在她眼中，「工人」的定義很擴闊︰長者是退休了的工人、婦女是主理家務的無償勞動者、青年是未來的工人。因此，社區工會除了組織在職工人外，亦不會排拒婦女、長者和青年的參與。「當時想到計劃很宏大，會以社區工會名義作社團註冊、會有會徽和會費、每個月開一百人的大會，長者組和婦女組會成為工會的屬會。」阿芝曾在邨內張貼海報宣傳和介紹社區工會，亦邀請處理過勞工個案的工友加入工會，那年五一勞動節遊行，橫額也開始用社區工會的排頭。可是實際上，當時的「社區工會」仍是沿用小組形式，成分也絕大部份是工友。
到了2014年，阿芝認為只得她一個做組織是不夠的，若果工友可以嘗試組織其他街坊，每人只需邀請多另外一名工友參與小組，那工友組便可以有多一倍的工友。除了使組織得以擴展外，也能使工人抗爭意識透過工友的口中傳揚開去。於是她決定舉辨「街坊組織者1+1培訓計劃」，期望讓工友學懂擺街站、演說、洗樓和計劃行動，訓練他們成為組織者。可是，這意味著阿芝在有限的時間裡，只能把籌備社區工會的工作擱在一旁，塞翁失馬，這培訓計劃卻能為著未來工友組成為工會理事作準備。
社區工會能填補傳統工會做不到的東西，例如組織無償勞動者和零散工、關心社會其他議題。工會領袖黃華興當年先是在自己行業內爭取標準工時，然後才告訴大家社會都可以一樣爭取，相反社區工會一開頭便能夠著手從政策層面去爭取改變。若果不同的社區都可成立到社區工會，那便離工人當家作主行近了一步，因為當不同身份的「工人」，包括在職人士、無償勞動者、長者和學生，都認同自己工人的身份時，同時又能透過工會觸及較闊的議題時，便能達至當家作主這目標。不過這種兼容性大的工會要花心機與時間去組織，涉及的理念一般人較難理解，如何讓人相信自己是「工人」是一大難題。
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
至於香港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之間的扣連，阿芝坦言兩者確實是脫鈎了，她慨嘆相信群眾力量的人不多，做勞工組織的政黨或團體亦不多，大部分人都只相信議會或自行找官員解決問題。「如果找多幾個面對相同處境的個案，然後組織他們一起見官員，效果反而更大。」
作為一個工友組織者，她又如何看待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呢？她認為工人若連三餐溫飽都未解決的時候，很難會去關心與生活有較大距離的問題如追求民主。工人卻是社會上很大的一個群體，「要先跟他們爭取合理的勞動成果，在過程中讓他們明白站起來發聲的重要，若可以推動、提升到他們的話，那樣改變的力量便會很大。」另外，如果與工友爭取到合理工資和合理工時的話，能釋放他們參與政治的空間。到他們看見社會上的不公平時，他們便會出來發聲。但是她對現況有點悲觀，「要做到工人參政不是靠一兩個組織者可以做到，而是要每個人都相信可以做到，但是做組織的人太少，現時難以有很大改變。」
阿芝最近離開了街工，將會到外國進修一年，一年後她會否繼續投身社區組織，還未有決定。不過，經歷過組織路上高低跌宕，阿芝留下了一番鼓勵說話：「其實不用灰心，做組織是開心的事來，因為組織工人是能夠實踐自己的理想。當你相信群眾力量時，便會有力量支撐下去。現時做群眾組織的人不多，如果可以在沒什麼人做的情況下，繼續做這些組織，亦同時間令更多人知道，群眾力量是那麼重要，那就會輕鬆很多。不用太緊張要有組織成果，當你們享受的時候，你會發覺做組織是很開心的。因為看見工友的成長，見到他們的突破，由唔識變成開始有意識，甚至開始團結，明白為何要做工人組織，你會覺得你一直做的沒有白費。做工友組織最重要是相信做得到，要有靠群眾力量改變社會的理念。過程中確實會累、會灰心、會有低谷、有低潮，有孤單的感覺，但當你見到一班工友跟你同行時，雖然人少，但都會覺得很開心。」
後記
書寫黃詠芝的組織工作經驗，就像是見證著一段工人組織政治化的過程。在基層社區裡組織工人的方式，難免要從非政治化的議題著手，可是黃詠芝握緊雨傘運動的機遇，使工友在各種利益的衝突與矛盾中，正視壓迫的源頭，使工友更了解抗爭的重要。完筆之時，剛好發生立法會宣誓事件，梁耀忠主持主席選舉投票，卻聲稱因不滿秘書處取消某幾個議員投票的資格，而突然放棄主持，此舉動不論是真心「離場抗議」，或是「臨陣退縮」，均反映街工未有意會議會已成為抗爭場所的事實。街工的組織工作固然有其存在意義，但不能成為掩蓋去政治化、與議會脫鉤此等問題的擋箭牌。到現在，筆者仍不敢斷言街工是否仍相信社區化的工人組織，若果他們仍相信的話，如何使社區裡的組織與社運、與議會抗爭接軌，就是他們需要深切反省的課題。
參考資料
1. 梁靜珊︰〈勞工社區化 社區勞工化〉，載於黃潤達等（編）︰《我們說過的話 走過的路》（頁69-70）。香港︰街坊工友服務處︰進一步多媒體，2010。
2. 吳曉真等編：《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香港：文星文化教育協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