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薩拉・庫克
至少過去十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中國境外持續擴大對媒體與資訊的控制。時而發生的境外審查事件與宣傳活動令人可以看到這個長期的過程是如何展開的。過去三個月裡就發生了多起這樣的事例。我們考察了九月以來二十多起此類事件以及這方面的媒體報導後發現，個體公民和非政府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推廣北京話語的活動中，有的是積極推動，有的則是被動讓步。
首先，給共產黨充當擴音喇叭的最重要的一組非政府參與者是民族主義情緒嚴重的中國網民，他們的言論間接地受到官方媒體引導，那些他們認為支援為共產黨所敵視的事業的香港人、臺灣人以及外國名人和品牌會因此受到經濟報復。例如，中國大陸網民挖出臺灣演員陳愛琳2014年在臉書上的發言，後者表示支援臺灣學生反對中國影響的太陽花運動，十月下旬，陳愛琳被從一部正在製作中的中國電影裡清除出去。中國網民指責在這部電影中擔任主演的陳愛琳支持台獨，他們會拒看這部電影。英國化妝品品牌露詩 (Lush) 這個月初受到了同樣攻擊，因為有報導說，這家公司支持過一個旨在圖伯特消除人權侵害的組織。一名網友寫道，“西藏分裂支持者，請滾出中國市場。”這也反映了很多中國網友的情緒和態度。
另一個影響力很大的群體是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的富有的中國企業家。他們越來越多地在中國境外投資媒體和電影工業。兩名最有影響的中國企業家王健林和馬雲最近宣佈與索尼影業以及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Amblin Partners 分別達成投資、製片以及發行協定。他們是否會利用新獲得的經濟實力貫徹傾向中共的內容改變，還有待觀察，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親北京的媒體擁有人進行這樣的內容調正只是個時間問題。
最後，海外華人社群毫無掩蓋地表達親共立場。這包括澳大利亞華人團體舉辦歌頌毛澤東的音樂會，在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一個慶祝毛澤東長征的晚會，以及在義大利米蘭舉行的一個反達賴喇嘛的抗議。今年九月，澳大利亞議員Sam Dastyari 因“收錢說話”醜聞而辭去參議院領導職位。他被指控收取與中共關係密切的華裔澳大利亞商人的政治獻金，作為交換，他公開支持中國在南海的立場。
但是，為中國政府充當代理人的並不限於華裔。不少外國政府、政客、國際組織、以及學術機構都出於不同原因而附和中共的立場。過去兩個月裡，明顯出於來自北京的壓力，泰國政府禁止香港活動人士、北京的批評者黃之鋒入境，印度當局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果阿邦期間拘留了幾十位支持藏人的抗議者，紐西蘭副總理取消了與香港資深民主人士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的會晤，與聯合國相關的國際民航組織拒絕為希望報導該組織年會的臺灣記者提供記者證。
言論自由宣導者和民主活動人士還對一系列其它事件提出了批評。這些事件儘管看不出來有來自北京的直接影響，但仍然在推動北京的口徑。這包括彭博新聞決定從網上撤除其2012年對習近平家人的財富報導，有152年歷史的印度報紙《先驅日報》開始每週出版中共雲南省喉舌報紙《雲南日報》的四頁夾頁，以及溫哥華市長在市政廳前戴紅領巾、升中國國旗這種明顯親共的舉動。
在面對這種由國家主導、極具滲透性的宣傳行動時，將宣傳偽裝成另一種同樣正當的想法，這令強調公開交流資訊與觀點的民主國家非常脆弱。同樣，跨國審查利用了民主國家儘量避免“冒犯”一個團體或社群的文明禮貌做法。但是，堅持透明、自由表達、自由結社的原則，常常便足以抵制北京將其願望強加到海外的企圖。
的確，在過去兩個月另外幾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中，國際領導人和媒體成功地拒絕了自我審查的壓力、敢作敢當不懼批評、或報導了對於北京來說敏感的話題。斯洛伐克總統和50名捷克議員與達賴喇嘛會晤；米蘭政府頂住來自中國當局的抗議，向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授予了榮譽公民稱號。印度聯邦政府證實達賴喇嘛有權在印度自由旅行，包括前往中國號稱有領土爭議的地區。九月，一個讀者眾多的澳大利亞新聞網站就中國酷刑、洗腦、以及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而發表了一篇由三部分組成的系列調查報導。與此同時，媒體和人權組織，以及世界多地的一些政治人物譴責了泰國和紐西蘭領導人對待香港民主人士的懦弱表現。
一些政策制訂者已經採取步驟，對北京日益增長的影響作出系統回應。16位美國議員出於對“外來宣傳以及對媒體的控制的憂慮”，九月份寫信敦促政府問責局考慮對外國投資進行更廣泛的審議。在澳大利亞，在Dastyari醜聞爆發後，在媒體調查顯示中國公司是本國政治中最大的外國獻金來源後，一些議員已經呼籲禁止外國政治獻金。這樣的捐贈目前是合法的。
這些政策建議突出了一個事實，即北京在全球資訊領域的影響常常依賴於赤裸裸的經濟壓力和好處。民主國家的個人和機構可以披露這種手段的操作過程，從而做出有效應對，預先制訂保護言論自由的規定，站出來捍衛本國的根本價值觀。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東亞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