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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入文的迷思

廣東話入文的迷思

香港人素來自卑,原因之一,也許就在我們每日所用的言語之中。從小到大,我們都被灌輸一種思想,告訴我們廣東話是低人一等的方言。在英殖時期,人人拚命學好英文,那還罷了,至少大家都知道廣東話和英文屬於完全不同的語系。反倒是中文抬頭後,和普通話一比之下,更強化了廣東話「低等語言」的地位。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普教中,有人認為是中國文化統戰的一部分。但撇開政治因素不說,大多數人對廣東話的看法都甚為矛盾:一方面有一種作為母語的親切感,但另一方面,卻也暗自覺得廣東話難登大雅之堂。在本土思潮冒起之後,漸漸多了人關心粵語文化的發展,繼而有人開始對廣東話之字源作出考據,以證明廣東話有其歷史文化根底,一樣可以成為「書面語」。

這等工夫固然值得嘉許,但始終是治標不治本。更重要的,是要打破我們的思想枷鎖。每個香港人心中都有一道圍欄,將「口語」和「書面語」清清楚楚的劃分開來。粵語考據的工作,便是站在「書面語」的一方作出審核,向另一邊的「口語」發出簽證,接納他們「書面語」的身份。但這道圍欄其實根本不應存在。你可以畫一條光譜,將文字介定於「文謅謅」與「通俗」之間,但卻不能非黑即白的將語文一分為二,否則只是走回了文言文的老路。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是「我手寫我口」。自那時起,文字便沒有口語和書面語之分。雖然民國以京話為國語,南方人亦多以國語作為白話文的基礎,但如果因此認為廣東話不能入文,卻是大大有違當時運動的原意,亦只會令本地人在知識傳遞上多了一層隔膜。

何謂「好」的中文?

有些人反對粵語入文,認為那不是「好的中文」。但其實現代人訂出來的中文標準,亦不過百多年的歷史(宋元雜劇、明清小說雖有名氣,但始終不能算是文壇主流)。如果將《再別康橋》拿給李白看,告訴他這是一千年後大詩人的作品,他不吐血身亡才怪。既然我們可以同時欣賞徐志摩和李白的詩句,既然自中文演化出來的日文、韓文也可以發展出自己的文學體系,那我們對中文的想像亦不應為「普通話白話文」所限。看看王家衛的電影,你就會明白粵語也可以寫得很有詩意。

既然如此,我們應如何定義「好」的文字?中文之好,可以有兩方面的體現。第一,在其格律之美,如字數、句數、押韻、平仄等,多見於古典詩詞,甚至是明代的四六文。第二,就和世上所有語言一樣,在其所包含的意義。如果以前者來量度,無論以普通話還是廣東話為基礎,白話文都是一般的差。以後者來量度的話,兩者卻無二致,不存在普通話寫出來的就必然比廣東話好。要表達一些只見於嶺南文化中的事物或概念時,以廣東話入文甚至比普通話更為傳神。相反,以普通話的標準去判別廣東話文字之優劣,無異緣木求魚,就像用英文文法去批評中文文章一般無稽。

我手寫我口

心水清的讀者讀到此處,必會大罵作者講一套做一套:既然廣東話入文並無問題,點解成篇文都係用書面語寫?這正正就是粵語入文的一大迷思。「明明覺得無問題,偏偏寫出黎就係怪怪地,都係用返書面語好睇啲」──這是不少香港人都會有的想法。有這種想法並非因為你邏輯混亂、自相矛盾,而是因為文字對我們的涵義,乃是在使用的過程中慢慢塑造出來的。自小學起,我們每個人都在「書面語」中浸淫了數十年,所以那些的的了了對我們來說便不只是「嘅」、「啦」的替代品,而是有其獨特意義的另一個字。我們須要明白的,寫作是用「的」而不用「嘅」,並不是由於口語和書面語的分別,而是因為兩者在我們心中的意思並不相同。

另一方面,「我手寫我口」亦不等於寫字和說話完全一樣。就算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在寫字和說話時也總有些少分別。因為表達方式不同,所以用字、句式等都會有所調整。這種分野在任何語言中也必然存在,所以廣東話入文並不等於要完全去除一切平時講野唔會用的詞彙。推動粵語入文不能操之過急。一時之間要以粵語字詞取締所有的的了了,只會令人難以適應,在語文的角度亦是不必要。

限制與契機

粵語入文的最大限制,在於許多字詞都是有音無字。在這個問題上,粵語考據當然起了重大作用,但我們亦不能排除有些字源早已無從考究。另一方面,字源考據固然可以加深粵語的歷史底蘊,但我們亦不應過度追求「正字」。單單以古為尚,就像叫所有人轉用甲骨文一樣,既難以實踐,亦無實際益處。畢竟,沒有人會明白「渠等而今去徂焉?」(佢地而家去左邊?),更何況這些考據工作往往存在不少爭議。相反,我們應正式承認並接納某些廣為社會採用的粵語異體字(如佢、左、咪、啲等),並容許其出現在「正式」文章之中。而因應不同使用習慣,一個粵語古字亦可以有多個異體字(如「地」及「哋」、「野」及「嘢」等)。

將粵語字詞列為異體字,可能會招來傳統文人的反對。但事實上,中文的歷史根基就是透過不停改變累積而來。幼稚園學生都會寫的「花」字,本身便是由「華」字的異體字。如果古人是如此拘泥不化,也不會創造出五萬多個漢字。說到底,語文怎麼使用應由人來決定,而非靠一本字典定義。

限制雖多,但互聯網亦為粵語入文帶來契機。在社交媒體的年代,每個人都變成了自己的出版商。雖然社交媒體或通訊app模糊了說話和寫作之間的界線,但無可否認,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的文字記錄正以幾何級數增長。如果文字的意義是在重覆使用中累積而來,那互聯網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去改變粵語被視為「低等語言」的現實。同時,當社會對寫出來的粵語文字漸漸見慣見熟(儘管仍有老一輩的人堅持以所謂的「書面語」send Whatsapp),推動粵語入文的阻力亦理應減少。

粵語文字和普通話文字的關係

有人會認為,讓粵語文字成為主流,等於背棄了上千年的文化基礎(其實白話文計盡也只有數百年歷史)。但我們不應將「普通話白話文」和「廣東話白話文」放在對立的位置。廣東話和普通話的關係,就像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兩者系出同源,但因歷史關係,在讀音和某些文字的意思上出現了分歧。

面對這些分歧,香港人和廣東人過去的應對方法,是刻意改變自己去遷就大多數人。但文化多元原是好事,要強求大同,不如全世界都轉用英文好了。我們應該做的,是將廣東話(以至其他被貶為方言的華語)的地位提升至和普通話一樣。以字典為例,可以普通話為基礎,但亦應收錄不同「方言」裡的用字,就如牛津大字典解釋某些字時,會特別註明是英式還是美式用法。

將中文的定義大幅拓闊以包含所有地方語言,會不會做成混淆?起初也許會,但當大家學懂擴闊自己的眼光,明白自己不是世界中心時,自然能慢慢習慣。上海人讀香港人寫的文章,看不懂甚麼叫「落湯雞」,查查詞典,下次便懂了。我們看英文書,不也時時翻閱字典嗎?不同地方的人對不同事物有不同稱呼,原是理所當然的事,亦是應該尊重的事。

也許會有自卑的香港人說,區區廣東話,有何德何能建立自己的文字。實情是,全球最少有6,000多萬人以粵語為母語,比芬蘭語(500萬)、挪威語(500萬)、丹麥語(500萬)、瑞典語(900萬)、捷克語(1,000萬)、希臘語(1,200萬)及匈牙利語(1,300萬)統統加起來還要多。以這等人口,這等歷史,就算所有粵語都是有音無字的蠻荒語言,我們重新去創造一套文字系統也大有依據。說廣東話沒資格成為一種語言的,要麼是妄自菲薄,要麼就是別有用心。

先正心態,再求改變

理論歸理論,要推動粵語入文,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有些建議也許難以實踐,但至少希望在茫茫人海中播下種子,也許有日當真能開花結果亦未可知:

  1. 政府及學術界應牽頭進行粵語考據及整理工作。現時雖有網民自發鑽研,唯成效分散,認受性亦始終難及官方機構。政府一向有收集粵語字詞,整理《香港增補字符集》,但目的只為便利電腦用家,未夠全面。因此,政府應成立專責部門,處理粵語文化整合工作。
  2. 出版商應在字典中加入字詞在不同「方言」中的解釋,即使未能考究其本字,亦應將常用替代字標示出來。雖然現代人幾乎已不用字典,但此舉是為尊重地方文化的表現,亦有助利用字典本身的權威,將「方言」提升至「正統」地位。
  3. 教育界應對粵語入文持更開放的態度。特別是在中文作文以外的科目,應接納學生以粵語文句答題,令學生可以專注科目內容,而毋須分心思考如何將自己的思想翻譯成「書面語」。
  4. 支持粵語入文者不應矯枉過正,強求消滅所有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文字,應容許各人選擇自己喜歡的用字。相反,可透過多寫文章,向社會證明粵語不等於庸俗,潛移默化改變這個影響了幾代人的想法。

不過,這一切的前提,還是大家本身的心態。在推動任何改變之前,我們必先打破自己數十年來對文字的淺窄理解。文字可以有雅俗之分,但這條線卻絕不是甚麼「書面語」和「口語」的分別,更不是以「普通話讀唔讀到」為標準。這場戰爭裡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只有當我們真心相信自己的文化並非低人一等,香港文化方能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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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