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責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接見「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時表示，「充分肯定」其工作，並勉勵他們為香港普通市民發聲，反映民情，凝聚民意，弘揚愛國愛港主旋律，增強社會正能量。
其後，周融再與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見面，陳佐洱進一步讚揚「幫港出聲」的聲音很大，從反佔中到人大常委會釋法，在北京每次都聽得到，又委託咐之，希望「讓港獨像過街老鼠一樣，在香港人人喊打。」王光亞則讓周融代替港府傳遞中央將向泛民議員發放回鄉證的「好消息」。
傳頌千古的歷史故事有藺相如的和氏璧，但今天我們看到北京要的是回音壁、應聲蟲。
周融最大的成功，是把美國尼克森時代興起「沉默大多數」政治詞彙引進香港。當年尼克森以「沉默大多數」應對反越戰示威者，及後「沉默大多數」如變形蟲般，在不同時期，指涉不同的群體，最近的指涉，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這民粹政治詞彙，以大多數之名，把沒有發聲的人變成了一把聲音，今天與北京的威權結合，就變成了港版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替代詞。
當然，香港不是中國，香港沒有互聯網防火牆（Great Fire Wall），言論與資訊自由讓雜聲飛揚，大多數不輕易沉默。而低層生活面對的種種壓迫與不公，也不是「愛國愛港」這主旋律能催眠過去。結果，無知者不知「薑蓉」是誰，知者心裏明白「幫港出聲」就是「幫黨出聲」。不過，陳佐洱則稱讚道，「幫港出聲」的聲音很大，大得北京也聽得到。
可見， 「幫港出聲」的得道，不在香港，而是它充當了北京的回音壁、應聲蟲。它聲音很大，使遠在他方的當權者感到自信。
後統戰新秩序——雞犬打手
回顧江澤民時代，北京對港策略是統戰，以穩定為目標，與本地的資本家、專業界、土共政團等精英階級建立聯盟，互有界線，各取所需。統戰時代，被表揚得最多的，自然是工商專業界。可是，經歷你死我活的權鬥， 為了打造新的秩序， 北京自2012 年開始，推出新的維穩模式，扶持外圍群眾組織，於黨內黨外，作黨核心的打手。
一些被黨內精英視為不入流的losers，蓋因剿滅異己有功被提拔與表揚。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 在2014 年，習近平在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被表揚的八十後網絡作家周小平，就曾冒充經濟學者朗咸平在網絡發表樓巿爆破的預測，亦曾涉嫌經營色情網站，卻以打擊網絡大V 而被一眾官媒力捧成正能量代表。
相對周小平，周融的履歷要體面一點，但他們被受器重的道理一樣。過去幾年，香港出現的親政府打手，由陳淨心到李偲嫣，高達斌到傅振中，一個比一個惡心，也是同一道理。
不過這種豢養loser 的方法，雖然令主子安心，但卻使建制精英人才外流加劇，曾鈺成「鳳凰何少」的感嘆，不也是對應一地只顧搵食的「麻雀」而生？
「幫港出聲」成立初期，的確曾努力為建構「沉默大多數」的聲音，譬如說，深受「學歷歧視」困擾的周融曾硬着頭皮，就佔領中環是否有違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爭的理念與戴耀廷教授辯論，又就特首選舉提出「3833」篩選方案。
但人大831 決議後， 「幫港出聲」瞬間變成一個完全被豢養的傳銷與動員機器， 「外國勢力」之說，在反佔中與反港獨等大型動員，被重用再重用，效用遞減。走出來響應主旋律的，主要仍是過千個建制及同鄉組織，以點名方法動員出來。
陳佐洱雖然肯定了「幫港出聲」的回音效用，卻希望它更進一步，讓港獨所到之處， 「人人喊打」。鍾劍華對此的解讀是，北京是把「幫港出聲」轉化成「義和團」的政治推力。其實「喊打喊殺」的撐政府示威已非新事物，2013 年梁振英到新界西落區變成武鬥，2014 年，反佔中黑幫暴力助警清場。
當然，香港的「血酬」價碼比中國大陸高，新界西橫洲發展，1.7 萬公屋單位經「摸底」後減為4000，涉500 億的土地變成了「公私合營」的項目，公與私甚至共用一個顧問公司，分享資源。
北京要香港出現「人人喊打」局面，要支持配合的「人人」多的是，只要酬金足，放棄一本外國護照，上演一場高唱愛國劇目，腳踢本土廢青太容易了。只是，這劇本，終歸只會是悲劇收場。
北京迷失、迷失香港
幾個月前，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發表一篇博文，談中國當前最急迫的三個問題，分別是國家的方向感，上層精英的安全感和百姓的希望感。他的觀察亦可套用在中共對港政策——北京究竟要一個如深圳巿般的香港，還是要一個能向世界展示中國希望的香港？（在佔中後，政圈就曾傳出北京為展示「一國」主權，不惜把香港降成直轄巿。）
治港方向迷失，本地資本家執好包袱，死忠如曾鈺成的建制精英面對貪食的麻雀嘍囉，慨嘆鳳凰何少，公務員無力感日增，中產出走之心與日俱增，希望何在？
當然，孫立平在當下的中國，只是周小平口中的「公雞」（公共知識分子的貶稱），毫無「話份」，至於中國的距離，羅湖橋再長，也是百步之距。
原文刊在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