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
拙文原係眾新聞記招後，不斷看書寫下的後記，朋友規勸或惹誤會。筆者針對的就是大公報，無其他意思，但文筆不通，責無旁貸，謹作修繕。
拙文主旨不變，筆者認為立場重要。一，立場本無可避免，就像台灣、美國大法官的選任，公開反而更好；二，立場是成就公正和報格的要件。
1949 年前，大公報就是中國的紐約時報。是立場成就當年的大公報；復因時代摒棄原則，大公報致成今日面目。
寫好後記當天，適逢大公報推出「調查報道」，遂向 Watershed Hong Kong 求證，成員皆篤定未受過大公報訪問。調查報道固然可跟蹤竊聽，但跟蹤誰，竊聽誰，寫出什麼？端視報格如何。
回顧歷史饒有意義。筆者深信一阿基米德支點：意見大可不同，但人間有起碼的正義，無論做人或辦報亦然。大公報堪為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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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沒有事實，只有詮釋」等說法，向來心存疑慮，深信事實的確存在，的確神聖。
然而報道什麼事實？發掘什麼事實？怎樣才可成就公眾利益？背後的界定運作，依然是立場。
認為公道才對，本身就是立場。要成就公眾利益，對正義須有起碼的要求。立場不但無可避免，更不可或缺。筆者在意的，是立場毋須隱諱在公眾利益後，大可坦然視之，並奉為圭臬。
筆者很同意端傳媒的李志德，解釋為何要採訪反對同性戀的人：
『平衡報導，不是為了追尋某種可以自我標榜的名聲，而是像事實查證一樣，是新聞做為一個公共資訊服務行業中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它最大程度確保了每一個陣營裡細到每一個音符都有被聽到的機會。
「平衡」不應該被汙名化，它正正是一種溝通的努力。如果「平衡意見」這個最低標準都要被批判，誰能保證不會有被遺漏的意見？或者，被遺漏的事實？』
李先生重申兩次，「最低、最基本的要求」、「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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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大公報的命名，今日看來依然很「潮」。創辦人英斂之通法文，在創刊號並列其法譯 L’lmpareial：
「尤望海內有道，時加訓誨，匡其不逮，以光我報章，以開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
大陸易幟前，共產黨員楊剛負責「策反」大公報，但未成功。總編王芸生，授命蕭乾先後寫下社論〈自由主義的信念〉、〈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強調自由不是空泛的和稀泥，不是騎牆的和事佬：
「所有主義，無分左右或中間。其先決條件是具有對世界對國家的一番抱負，一種理想。自由民主論調儘管不同，但它並非加個招牌便可發售的膏藥，它有其起碼的涵義。
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
（一）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的。
（二）相信理性與公平。
（三）我們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
（四）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也即是反對任何一黨專政。
（五）我們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造並駕齊驅，否則一定無濟於事。
中國歷代的變動何嘗不是場革命？哪場不以弔民伐罪為題？然而沒有平行的改造工作，革命由上說是創了天下，由下說是換了主子。主奴的關係卻無二致。
因為崇信自由的天賦性也即是反對個性的壓迫，它與任何方式的獨裁都不相容。。。正因為自由主義尊重個性，他們之間的意見也容有參差。。。但對人生即具有了堅定而鮮明的態度，對事情自然便有了觀點。」
摘自〈自由主義的信念〉
「因為《大公報》不屬於任何黨派，它的地位是獨立的，卻不是一般的『中立』。」
摘自〈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
1949 年，楊剛隨解放軍入主上海，穿著軍服接收大公報。自始大公報就成為我們熟悉的大公報。1957 年楊剛在反右運動中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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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Justice Holmes）以「清晰而立即的危險」，保障言論自由，名垂後世。但筆者不盡同意他另一說辭。
他用市場類比言論，認為在「觀念的自由市場」，真理定當脫穎而出。然而揆諸今日，政經皆可輕易左右輿情、網絡圍爐伐異、假新聞大行其道。
哈瑪伯斯崇尚的市民社會，必須有一個平等且自由的公共領域，人民才能找到共同善。一旦遭政經侵占，便不可復存。
中國盛行一種「語言偽術」：「西方」是虛偽的。表面信奉民主自由，卻不尊重中國奉行自己價值觀的自由。
但專制根本在扼殺自由，自由怎可能尊重消滅自由的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能為專制辯護，因為專制本身在箝制言論。學術自由、新聞自由亦然，這就是公共利益的底線。
正如儲安平的名言，自由在國民黨治下是「多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治下是「有無」的問題。無論「西方」抑或香港，都未必有市民社會、公共利益的充分條件，但先求必要條件，才好求更高陳義。
1892 年，日本的黑岩淚香創立萬朝報，編輯室掛著條幅：「眼無王侯手有斧鉞」。愚以為就是媒體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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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蕭乾《蕭乾全集》
李金銓〈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