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
看過特首候選人的幾份政綱，也看過梁振英先生的幾份施政報告，政綱有沒有「走數」（幾乎是肯定的）、政策失誤與幾位特首候選人是否有瓜葛（自然一定是有的）、候選人政綱是否能夠處理現時的施政問題（居然有候選人說要延續現屆政府錯誤政策的），都自然會成為傳媒焦點。
這些討論都像是「食花生」，彷彿發生的事情，只是在電視機上放映的情節，和我們的生活毫無關係─一輪放映過後，一陣喧嘩一陣嘆息，就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
把這五年的施政報告由頭到尾速讀一次（這是相當痛苦的經歷），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詞彙，就是「天朝主義」四個字。
倒不是說我們現在就生活在封建的社會之中─「天朝主義」一詞由強世功先生在2007-08年的「香江邊上的思考」一系列文章演化而來，雖然「天朝」一詞只是出現過一次，但卻是理解中港關係不得不讀的文章，簡而言之，這組概念所代表的，就是何謂「一國兩制」的實際理解。
「天朝主義」的「帝國邊陲」想像，正日漸主導香港的政治民生。看看我們的城市規劃，有多少基建是位處於國家的戰略想像藍圖之中？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科技園、蓮塘口岸工業邨，與及一大堆與這些戰略性基建相連的連接幹道，無一不深刻地影響著香港的地理空間格局。我們的產業政策，為什麼《2030+》需要有80萬的人口緩衝，河套科技園是否會大量「輸入」內地企業與「輸出」香港科技專才，新界北坪輋恐龍山等棕土作業會否成為「物流中心」，這些所有的基建以至於能夠帶動的發展，都是我們不能夠控制的發展，而是我們必須要接受，配合國家宏觀政策圖象的「新機遇」。
城市規劃及產業的變化，已經影響我們的土地政策，以至出現要安老院舍還是郊野公園、要灣仔體育館還是展覽場地、要短租停車場還是保留舊樓的奇異二元對立現象。土地短缺的論述一而再、再而三地構建，以至於出現填海填掉1200公頃的交椅洲東大嶼都會計劃還是太保守，不得不填夠9000公頃的驚人輿論。
發展與保育的對立，是政府拋給民間轉移視線的偽命題。連空氣污染相對政治中立的議題，都不得不套用「天朝」的思考框架：國家推行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水域的船舶排放控制區，香港便無聲無息地與廣東省簽署有關的協議，然後靜悄悄地出現在今年施政報告一個不太起眼的角落。交通規劃當然亦不能不如此思考，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土地，比現時公營房屋佔地還要多的空間興建一大堆的交通幹道，需要興建三跑擴大機場容量，其實就是要延續香港現時的地理格局，但求能夠成為國家的「超級聯繫人」，繼續發揮昔日「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特殊地位。
上一代人不明白─我這裡指的不是年齡分層，而是泛指倚靠上一代遊戲規則「獲勝」的一輩─我們要的不是「天朝」的再次庇蔭，不論這個「天朝」所指的是殖民者，還是大一統意義下的帝國。我們拒絕接受的，不是發展本身，而是「發展」所包涵的認命、認清狀況與接受現實。真正去殖民化的過程，長於斯生於斯的香港人，怎能夠接受把過去的不公義遊戲規則，硬生地套在名為「發展」的大纛之下？
所以，當我們要求真正的城市自主，眼光絕不能夠單單放在政府供應了多少間房屋，有沒有推行標準工時和退休保障，又或者經濟GDP又增長了多少個巴仙─關鍵在於追求不受操控、相對自主的生存空間；由狹縫爭札求存而產生的創造力與生活想像，一直都是香港能夠賴以安身立命的要素，不論是在風雲變色的年代，還是「天朝」當道的年代，香港人都能夠走下去─只要我們能夠做到真正的自主、真正的不卑不亢。
有這樣的覺悟，施政報告也好，特首選舉也罷，其實並不十分重要。因為每一個日常倡議都可以成為戰場，陣地戰的精要不單單在於農村包圍城市，更在於遊擊與每一個細小而具活力的有機體，不斷地衝擊著建制看似牢不可破的高牆。不是說要不斷興建基建嗎？最根本的回應方法，其實不在於單單指出某一個工程項目浪費多少納稅人金錢，因為這根本沒有走進問題的核心─而是用具體行動展現，另一種的生活是可能的，城市是可以單車與行人主導的，所以馬路應該要回歸行人，城市就是不需要那麼多的馬路，解放日常的壓迫，就由小小的一條馬路使用權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