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香港，進入了社運的胡同。市民覺得社運沒有了焦點，不知道應該如何再走這條民主路。中共處處都得寸進尺，從831落閘到人大釋法，再到司法覆核6名議員（注意，是6名不是4名）的資格，撤銷兩名議員的身份。香港人，連立法會的民選代表，都可以被政權以司法暴力去褫奪，還有甚麼可以保護得到，還有甚麼可以相信？就算是普通香港人的利益，也被政權以行政手段去剝奪，完全不受保護。社會運動，彷彿走到盡頭，再也不能帶來改變。
社運，本身就是為了對抗政權的專制，以及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權益。當社運已經不能夠脅逼到政權讓步，反而成為了政權打壓的工具；當社運升級都不能夠為政權增加管治成本，反而成為了親共媒體打擊民主運動的工具。社運，成為了政權打壓民主抗爭的進程。香港人，對社運不再抱有任何的期望，逐漸產生莫大的無力感。看見去年11月的反釋法遊行和今年的元旦遊行人數，都比以往的萬人空巷的情景差很多。香港人也許不再相信社運的效用，民氣逐漸鬆散，社會抗爭逐漸失去了方向。
社會失去了抗爭的方向，民主發展停滯不前，香港人頓失了動力。市民不知道未來該走向哪一個方向，對前路感到灰心。社會缺乏一個民主進程的方向，社運缺乏支持，民主運動頓然沒有了新的力量注入。香港的民主路，應該怎麼走下去？如何才能夠喚醒市民的抗爭意欲，以讓香港人在命運和前途的議題上發揮話事權？
民主的發展，由80年代開代就是由「民主回歸」論主導，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作為主軸，遊行示威靜坐了幾十年，待此已為金科玉律。十多年來，社運都被「和理非」這個金科玉律所規限，每次抗爭幾乎都可以預知劇本的發展：遊行、集會、唱歌再散水。港共政權很快便能知道每次社運的模式都離不開「和理非」，不會搞出甚麼的驚喜。所以，港共政權不再懼怕社運。社會抗爭，一下子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完全增加不了政權的管治成本，不能向政權施壓。
社運，向來講求的是出奇不意，製造群眾壓力和社會的不穩定，逼使政府面向民意，作出讓步。所以，社運絕不可以固步自封，守舊循規。泛民主派數十年來主導社運的發展，一直都不能夠取得進展，落得「左膠」之名，就是因為固步自封，固執不聽民意。所以，香港有一群年輕人，不再相信泛民的那一套「和理非」式可預知發展的社運，組成了勇武派系。這群人希望令到社運能夠回歸最原始的狀態：不可估計及隨時勢而變。「猜不到下一秒所發生的事情」所帶來的恐懼感，就是對政權最強力有效的武器。政權只要猜不到社運下一步的計劃，就不敢不回應人民的聲音。不能預測的形勢發展，才是社運所能帶來最強的攻擊，政權才不敢無視人民的訴求。
所以，未來的民主運動，甚或是自決獨立運動，都不可以再被舊有的思維所局限。繼續囿守於「道德高地」之上，只會局限了自己的選擇，很容易便會被政權看穿。不再將自己限制在「和理非」中，跟隨形勢而作出最具威脅的「行動升級」，才可以真正的在政權手中取得最有利的籌碼，逼使政權讓步和談判。
社運，在香港並非是走到了盡頭，並不會失去它的原有效功。只是「左膠們」將社會對社運的概念定性為「和理非」，才出現了社運「膠化」的現象。未來的社運領導組織，絕不可以再拘泥於「道德高地」，或者再跟從以往的社運模式。要真正的做到本土派的目標，就不可以再任由泛民去主導。搶回社運的領導位置，運用創意和形勢互動，作出最有威脅性的行動。未來的社運方竹冋，大抵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