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能頂半邊天
毛澤東曾說：「婦女能頂半邊天」，俄國十月革命由婦女三八節上街抗爭開始，日本米騷動亦由婦女抗爭開始，香港婦女在抗日救亡運動亦擔任了重要角色。
1937年日本加劇侵略中國，內地的抗日救亡運動日趨高漲，很快影響到香港，抗日救亡團體紛紛成立，單婦女界即相繼成立「中國婦女慰勞抗戰自衛將士總會香港分會」（簡稱婦慰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協會」（簡稱婦兵會）、「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簡稱新生會）等。
1938年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簡稱女青年會）繼1937年發起婦女節紀念大會後，再次發動婦女節紀念大會，邀請婦女團體和女子學校參加籌備會。籌備會分為總務組、戲劇組、宣傳組、招待組及會章組等，大會主席為女青年會會長何玉瑛（1898-？），邀請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出任名譽會長。[1]
3月8日晚，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在利舞台舉行，到會有各校女學生、工人代表等千餘人，利舞台全院上下3層座無虛設，出席者有：何香凝、何玉瑛、女青年會總幹事單德馨（1893-1980）、何玉梅（？）和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王孝英（？），[2]及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婦女協進會、女青年會、真光女子中學、聖保羅女書院、西南男女中學、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聖神女學校、端正中學、蘭風中學、華僑中學、貞敏中學、一中、養中女子中學和國南中學等代表。[3]
大會首先由主席何玉瑛致詞、然後由何香凝和王孝英致詞。何玉瑛致詞指「民族解放運動即婦女運動，願各女同胞努力救國事業，即努力婦女解放事業。」何香凝呼籲「我們要不分派別，全國一致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今天的三八節，不是敷衍節，而是動員節。」王孝英演講題為〈抗戰與三八〉，勉勵女同胞以「五獻」救國。
五獻是：
1.獻我們所愛的丈夫、兒子、兄弟；
2.獻我們的金錢，節衣縮食；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4]
4.獻我們雙手，在家勤勞作，在社會拯救孤兒寡婦；
5.最後更準備獻我們的生命。[5]
何香凝提議組織「抗日陣亡將士家屬後援會」，認為香港婦女應負起救濟傷亡官兵家屬的責任，動員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抗戰。王孝英演講題為〈抗戰與三八〉。[6]
大會通過公約五項：
1.多用國貨；
2.戒煙戒酒；
3.節省虛耗；
4.努力救國；
5.嚴守時間。[7]
這次大會有如抗日救亡動員大會，當時港英對報章嚴格檢查，凡有關抗日內容都被刪去，從報刊中出現「ＸＸＸＸＸＸ」來看，記者是報道了一些會上講話的抗日內容，編輯也没有刪去，排版時是有抗日內容的，總編輯也同意出該等內容。最後送檢未能過關，只好用「ＸＸＸＸＸＸ」來代替，或是「開天窗」，空了一大段版位，編輯也没有用其他內容來替補，這或許是編採人員的無聲抗議。
是日麗澤女子中學放假一天，由同學會開會慶祝婦女節，正校由校長梁逸芬（？）演講，分校邀請廣東省長吳鐵城（1888-1953）夫人馬鳳岐（？）演講，講題是〈從三八婦女節說到全國總動員〉，呼籲學生響應廣東的節糧運動。[8]
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和女青年會等間婦女團體組成聯會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在婦女四聯會號召下，印刷工會、洋務工會、餘閒樂社、晨鐘體育社等都建立了婦女部，至1939年，下層婦女團體已達11個，會員3,290人，女學生團體5個，會員1,590人[9]。
志賢女子中學在早會上提出「没有國，那有家？全心全力保衛中國」口號，安排學生演講，題目有〈如何愛國〉、〈中國怎樣抗戰？〉，學生自發在全校壁報和梯間，貼上抗日標語和口號。學校支持婦慰會、新生會和女青年會的救亡運動，發動學生參與募捐和軍工作[10]
香港婦女兵災籌賑協會創會會長為胡木蘭（胡漢民的女兒，1909-？），副會長為東亞銀行經理李子方（1891-1953）夫人鄧秀卿（？-1960），主席為譚世藩（？）夫人劉慶萱（？），秘書為蘇憲章（1916-？），成員有：香港大老何東（1862-1956）夫人張蓮覺（1875-1938）、何東女兒何錦姿（1897-1992）、養和醫院院長李樹培（1903-2005）醫生夫人曹秀群（1908-2005）等，辦事處設在中環。兵災會主要工作是縫補軍人穿破了的外衣，及收集捐款作為購買救傷車醫療用品。
一年多後，兵災會一些會員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比較持久的組織來為抗戰出力，於1938年10月10日成立「香港中國婦女會」（以下簡稱中婦會）。中婦會於1938-1941年，進行的活動有：救濟國內和逃港的難民、開辦救傷班、敎授婦女急救知識、為孤兒和民眾設立補習學校，指導逃港難民家庭如何處理衞生、經濟、家事管理，傳授醫學初階和兒童管理等知識。[11]中婦會創會成員有：何東夫人麥秀英（1865-1944）、何錦姿、何東女兒何艾齡（何崎姿、1904-2007）、富商何甘棠（1866-1950）夫人施蓮玉（1868-1964）、洪蘊芝（？）、洪奇芬（1906-1991）、羅慕嫻（羅雪貞、1891-1976）、羅慕妍（1897-1981）、施瑜芝（1893-1967）等，永遠會員有：林惠姬（1890-1983）、羅琪貞（18900-1980）、何柏齡（1887-1953）、佘安妮（1934-？）和何晴熹（1916-2004）等，普通會員有：何婉端（1913-？）、黎宗愉（1917-2008）等，首任會長為何錦姿[12]。
中國婦女慰勞抗戰自衛將士總會香港分會會長為國府立法院長孫科（1891-1973）夫人陳淑英（1893-1990），後為前國府財政部長宋子文（1894-1971）夫人張樂怡（1907-1988），副主席為張蓮覺，具體負責人為何艾齡。
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主席是馬鳯岐，副會長為張蓮覺。
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簡稱兒童保育會）負責人為何香凝女兒廖夢醒（1904-1988）。
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會長為何玉瑛，總幹事為單德馨。
是時張蓮覺帶同女兒何錦姿、何艾齡領導婦女團體籌款濟兵災，慰勞傷兵；更出重資購置6套外科儀器寄運前線供戰地醫院救傷之用。又應澳門中華婦女會之邀，赴澳門協助將募捐所得款物趕運前線供將士之用。1937年除夕，張蓮覺與婦慰會各委員到東華醫院慰問粵藉傷兵。翌日為1938年元旦，時溫植慶醫生夫人於溫府為婦女會茶聚，居士即席勸募，得款分贈傷兵為回鄉之用[13]。張蓮覺還出資購買數部衣車，令東蓮覺苑佛學班暫時停課，為軍隊縫製軍用棉衣。[14]
是年中共廣東省委加強對婦女工作的領導，設立婦女工作部和婦女工作委員會，婦女部和婦委書記為張越霞（1910-1979），香港市委設立女工作部，部長分別是黃梅棣（？）和曾珍（1918-1993）[15]。同年春，中共九龍區委和婦委領導成立「港九婦女敎育服務團」（稱婦敎團），負責人為鄧儉（1919，？），團員有200餘人，租用九龍城啟新學校作為活動場地，團長為何瓊（？），副團長為黎秀瓊（？），中共支部書記為何瓊，支部組織委員為黎秀瓊，設有敎育、研究、文娛等部，有國語、歌詠、戲劇等班，經常舉行座談會、故事會，以多種形式宣傳中共的抗日方針政策。為方便做婦女工作，翌年婦敎團協助建立「姊組團」，團員六七十人，負責人為鄧清（1919，？），以識字班形式對女工進行敎育團結女工。香港淪陷，婦敎團團員大多數回國參加抗日工作，婦敎團解散[16]。
婦女動員起來
1939年日軍已進軍到深圳，與英軍隔河對峙，香港抗日救亡運動更高漲，是年紀念婦女節活動面擴大和深入。
2月，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和女青年會以及香港婦女界知名人士組成香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負責人有王孝英、何艾齡、廖夢醒、胡木蘭、單德馨等。[17]籌委有麗澤女中副校長葉若昭[18]（？）等。
3月8日，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在利舞台隆重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三十周年大會，主席團主席為何玉瑛，出席者有宋慶齡、何香凝、何玉瑛、伍朝樞夫人何寶芳（？）、胡木蘭、馬鳳岐、伍豔莊（？）、廖夢醒、富商陳永安夫人吳衛津（1886-1970）等2,000餘人。出席團體有：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女青年會、中婦會、婦女策進會、合一堂、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體育會、香港學生賑濟會、 東蓮覺苑、青年同樂社、晨鍾體育會、婦敎團、巾國華光團、洋務工會、嶺南大學女生同學會等和香港各工廠、各女校的女代表，和各界女同胞代表等。[19]
大會首先由主席何玉瑛致開會詞，接續由宋慶齡和何香凝先後致詞，宋慶齡代表「美法賣物賑濟會」贈旗予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中婦會、女青年會等5間團體以表揚它們在賑災籌款上的貢獻，並頒奬給三八徵文比賽得主，第一名為真光黃寶珍（？）、第二名為養中女子中學羅靖嬋（？）、第三名為真光何焯榴（？）、第四名為養中陳紹民（？）、第五名為真光譚瑞芳（？）、第六名為陶淑女子中學鍾鳯英（？）、第七名為尊德譚蕙卿（？）、第八名真光中學黃蕙英（？）、第九名為麗澤女子中學周敬超（？）和第十名為陶秀女子中學屈平梅（？）等。[20]
大會通過致電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1887-1975）致敬，並決定把香港「婦女四聯會」擴展成為「香港婦女聯席會」（又名香港婦女救國大聯合會），使之成為團結、領導香婦女團體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統一組織。[21]
除了利舞台的大會外，數萬名婦女分別在港島、九龍、香港仔、中區、東區等地區舉行集會。香港仔婦女在鴨脷洲足球場舉行大會，主席為余鳯亭（？），陳曼雲（？）演講。九龍區婦女於東樂戲院[22]舉行大會，主席為陶秀副校長蘇若惠（？），由何艾齡演講。東區婦女在銅鑼灣聖馬利亞堂（St Mary's Church）舉行大會，由梁淑德（？）主持。各校並組織宣傳隊到各工廠演講[23]
三八節前夕，香港學生賑濟會組織了十幾隊宣傳隊，分別到女工較多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馮強橡膠廠、康元製罐廠、陶化大同製罐廠和保安防毒面具廠等工廠進行宣傳。[24]香港學生賑濟會還出版《三八節特刊》。
香港學生賑濟會女學團組織「暑期女學生慰問隊」，隊長為麗澤李凜冰（？）。到惠陽坪山慰問東江抗日新編大隊，後來李凜冰、唐麗華（唐華，？）、吳玉珍（？）、黃惠瓊（？）等4人加入了游擊隊[25]。
這一年的婦女節並不只是上層社會的活動，而是推展至下層社會去，學生走進工廠。除此之外，更向其他方面發展。
在婦慰會等團體推動下，塘西歌姬也被發動起來，為救濟傷兵、難民、購置救護車、縫制支前冬衣等活動進行數十次義演義唱，成績斐然，引起各界強烈反響。為了表彰她們的愛國熱忱，鼓勵和帶動更多婦女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特別舉辦了別開生面的歌國皇后加冕典禮。典禮主席為陳鐵一（？），出席嘉賓有何香凝、何寶芳、鄺德志（？）等。這次選舉並不是以樣貎或歌聲為標準，而是以募捐得來的款項多少為標準。結果，美麗麗（？）以募得1,280元榮登歌國皇后名銜，萬紅紅（？）以80元之差屈居第二，榮登歌姬明星名銜。歌姬合共義唱8次，共募得款項16,000元。[26]
傷兵之友運動
踏入1940年的三八婦女節，香港各女團體、學校和工廠女工休息一天。[27]
早上，香港五婦女團體在跑馬地加路連山南華體育會球場舉行「各界婦女紀念三八節大會」，提出「爭取自由平等」口號。出席者有何寶芳、伍艷莊、單德馨、郭鳯軒（？）和何予珍（？）、日本橫濱鳥思倫（紐西蘭，New Zealand）保險公司香港分行經理陸靄雲（1882-？）夫人ＸＸＸ（？）、胡木蘭、廖夢醒、劉慶萱、陳鳯橋（？）夫人ＸＸＸ（？）等，及各校學生或代表及工廠女工近萬人，大會主席為劉慶萱。劉慶萱致開會詞，講述婦女節應有之意義，繼由真光校長羅有節（？）演講，羅有節因有眼疾不能到會，由母親廣州真光校長劉心慈（？）代為宣讀。羅有節在講詞中提出三點意見：
1.廢除文盲；
2.努力宣傳，以促進婦女覺悟；
3.團結起來，共赴國難。[28]
晚上7時，港島女學生在銅鑼灣加路連山孔聖堂舉行紀念三八節遊藝大會，籌款響應春節勞軍活動，各校女生出席者達千餘人，大會主席團成員全部為女學生，主席為正中女子中學黎燕華（？），邀請國民黨元老徐謙（1871-1940）夫人沈儀彬（？）和國府參議員張一麐（1897-1943）出席大會。遊藝節目甚為豐富，除《赤道小屋》一幕由丁亞劇團演出外，其餘歌詠、《自由神》、《地下室》及《亞比西尼亞王》演講，均由女學生擔任演出。[29]
九龍學生亦有集會，紅磡婦女會在在公立新校聯合舉行「聯合紀念三八節大會」，出席者有百餘人，節目由全港聯合大會派員指導，由紅磡婦女會和自強體育社婦女部等公演話劇，各婦女團體合唱歌詠。[30]
旺角陶秀同學會舉行簡單紀念婦女節儀式，並在砵蘭戲院舉行電影籌款，用作創辦女子義學經費。[31]
1940年「傷兵之友」運動正在全國開展，但香港應者寥寥。作為傷兵之友徵求隊名譽總隊長的宋美齡（1897-2003）積極推動各愛國團體參與運動，於3月28日召集香港各界婦女團體領袖開會，討論婦女抗戰救亡大事。到會有胡木蘭、婦慰會許畛君（？）、廖夢醒、何錦姿、劉慶萱（？）、何玉瑛、志賢校長蘇安平（？）、單德馨、伍艷莊、馬鳯岐、聖保羅女書院校長胡素貞（1891-？）、李祖佑夫人陸謁雲、兒童保育會黃招若蘭（？）以及廣州女青年會負責人容希韞（？）等。會議由宋美齡主持，會上各婦女團體代表匯報了工作，會上宣佈成立香港傷兵之友運動會，名譽會長為宋靄齡（1889-1973）。保衛中國同盟並捐助一筆錢給香港傷兵之友運動會[32]。
1940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三週年紀念活動上，歌姬文姬（？）上街售花，一人籌得417元，成為賣花女狀元，萬紅女（？）也籌得100多元。在歌姬帶動下舞女也走上街頭賣花，中華、國泰和大華等舞院舞女共250人組織義舞，把伴舞收入捐給傷兵、難民，總共籌得1,000元。是日活動中，舞女一改平日濃狀艷抺，全部穿上藍色旗袍伴舞。[33]
到了1941年戰爭形勢日益緊張，是年三八婦女節已没有抗日救亡內容，是否與港英的壓力有關。
3月8日，本港各團體、學校聯合於早上9時半在加路連山舉行婦女節紀念會，出席團體有：婦慰會、婦兵會、新生會、女青年會、保衛中國同盟、中婦會、婦女策進會、華南中國婦女會、中華婦女節制會、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體育會、青年同樂社及梅芳男女中學、真光、夜中、信修女子中學、麗澤、ＸＸ、志賢中學、文化中學、華僑中學、聖保羅、尊德、劬光中學、華清中學、正風女子學校、文領中學、德明中學、湘父男女中學、嶺英中學和東華醫院女護士、華光少女團等總共二千餘人。[34]
主席何玉瑛率領眾人行禮如儀後，宣讀開會詞，要求保障女權利，提高婦女地位。然後由何艾齡演講，題為〈中國婦女之任務〉，提出爭取男女平等。
最後由主席頒發三八紀念專冊徵文奬品，得奬者為：1.梁柯平（梁歡笑，1923-2011）；2.羅靖嬋（？）；3.陶琴麗（？）；4.胡慈（？）；5.陳香萍（？）；6.何務英（？）；7.張瀾英（？）；8.何德荃（？）；9.陸鐠（？）；10.巫月容（？）等。11時散會。[35]
總結
三十年代香港婦女的抗日救亡運動由婦女四聯會帶領開展，各校已經參與其事，參加學校日多，更成為主力軍。香港淪陷後，這些女學生部份回國參加遊擊隊與日軍作戰，或留港潛伏，進行各種抗日活動。
（完）
梁寶龍
19.02.2017
[1]《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2]《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3]《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4] 《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原文如此，缺內容。
[5]《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6]《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7]《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8]《華字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9] 羅修湖 ：《“七七”事變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74頁。
[10] 張慧真等：《從十一萬到三千》，香港，牛津，2005第89-91頁。
[11]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第152頁。
[12]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第156頁。
[13] 鄭宏泰等著：《何東》，香港：三聯，2007，第261頁。陳瓊璀：〈香港佛教人物──何張蓮覺居士〉，載：《志蓮靜苑文化部》，網址：http://www.chilin.edu.hk/edu/work_paragraph_detail.asp?id=5&page_id=12:0。
[14]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第152頁。陳瓊璀：〈香港佛教人物──何張蓮覺居士〉，載：《志蓮靜苑文化部》，網址：http://www.chilin.edu.hk/edu/work_paragraph_detail.asp?id=5&page_id=12:0。
[15]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概況〉，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3頁。
[16]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概況〉，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17頁。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大事記〉，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64、85頁。
[17]《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18]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106頁。
[19] 《華字日報》，香港：1939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99頁。
[20] 《華字日報》，香港：1939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21] 《華字日報》，香港：1939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98-100頁。
[22] 東樂戲院（Prince's Theatre）已拆缷重建，位於彌敦道760號水渠道交界，現為東海大廈、聯合廣場。
[23] 《華字日報》，香港：1939年3月9日，第2張第3頁。
[24]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108頁。
[25] 梁柯平：〈香港學生的抗日行動〉，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69頁。
[26] 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106-108頁。
[27]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28]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29]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30]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31] 《華字日報》，香港：1940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32] 陳敦道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紀實》，香港：中華，2011，第88-92頁，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121-122頁。。
[33] 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109-110頁。
[34] 《大公報》，香港：1941年3月9日，第2張。
[35] 《大公報》，香港：1941年3月9日，第2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