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曾俊華未能當選特首後，香港的溫和派瀰漫着一片前所未有的悲情。的確，無論是溫和反對派抑或溫和建制派，要在現今壁壘分明的年代中尋找一條既合乎其政治理念而又可行的政治出路也困難重重。雨傘運動未竟全功，李波事件和林榮基事件接連爆發，民調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跌至新低。不過，曾俊華現象的出現，好歹也為曾為溫和陣營帶來一絲的希望。但原來溫和陣營在妥協中前進的良好意願，在是次特首選舉中並未得到中共的青睞，這個陣營的人士日後還如何說服強硬建制派和激進反對派接受他們的溫和主張呢？
民主回歸論年代的落幕
回顧歷史，在英國與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作談判之前，匯點已提出以落實民主的方式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上。這套論述後來被命名為「民主回歸論」，其精髓在於既否定以消極服從中共的方式落實主權移交，亦不得不正視香港的主權在實然上很有可能會移交至中共手上，於是它主張抓住英國與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提倡一國兩制的歷史機遇，讓香港在與中國復合一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例如協助建設民主中國，藉此香港亦得以落實民主，以及藉兩制的良性互動，修正各自制度上的不足。
當年英國和北京擬定落實一國兩制，確是短暫地穩住了當時香港的動盪與不安，但隨着北京暴力鎮壓八九民運，當時港人的恐共情緒前所未有地高漲，他們擔心香港終有一日會發生類似的悲劇。這股恐共的情緒導致了或有意識或不自覺的民主抗共行為，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在廿世紀整個九十年代，港人對民主派的支持遠超於對建制派的，以及有不少人年復年地在維園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不過，雖然這種抗共的行為使民主回歸的實際操作和原先的構想有了初步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並無礙中共接收香港的主權。在主權移交後十多年，溫和派仍是以「民主回歸論」作為處理香港政改的基調。
但歷史是不會騙人的。原先期望的兩制良性互動並無出現，反之兩制之間的文明衝突愈演愈烈，香港的核心價值（例如廉潔、自由、人權、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等）愈來愈受到（人大釋法的）動搖。昔日假定中國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加快落實民主的預言亦得不到應驗。隨而代之的，是中共透過既加入國際經濟組織，亦不完全遵守國際社會的規範以建立「中國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既需要香港的幫忙，亦希望盡快擺脫對香港的倚賴，所以她一方面加快中港融合的步伐，好讓香港的經濟發展反過來倚賴大陸的恩惠，另一方面想盡辦法扶助上海和深圳，務求終有一日能夠取代香港的地位。
此外，溫和派多年來在香港政改上努力尋求從妥協中前進，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造成了民主倒退的危機。中共的八．三一決定，基本上已判定了「民主回歸論」的死刑。雨傘運動未能動搖中共的強硬立場，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盡其本份否決政改方案，但這始終不能改變香港落實真普選遙遙無期的局面。
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大部分的反對派選委迫於無奈選擇支持曾俊華，但這種妥協再一次未能換取實質上的成果，連溫和建制派對是次中聯辦的政治操控頗有微言。弔詭的是，開明建制派的曾俊華敗選，與八九民運中較為開明的中共領袖趙紫陽被迫下台一事有些相似之處。當年趙紫陽同情學生發起的八九民運，他甚至親臨示威現場與學生對話，呼籲絕食的學生保重身體和盡快撤離。但趙紫陽親近學生的行為，在中共的左派勢力眼中份外礙眼，故在鎮壓八九民運後，趙紫陽和他的親信很快便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在習近平主政的今天，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又再一次被邊緣化，極左的聲音卻從不同的媒介傳遞出來。在這個時候，形象較開明的曾俊華疑似衝紅燈堅持參選，而他在整個競選工程中又著意親民和爭取本土的支持，故他令中共的左派怒火中燒並不為奇，中聯辦的風聲和左派報章連日炮轟曾俊華僅是其中一些端倪而已。諷刺的只是，港人實行民主抗共多年，卻仍對中共的左派勢力步步進迫苦無對策。部分昔日的民主回歸派的人士，例如馮煒光和劉迺強，更已變節投入了中共的懷抱。
完全怪責民主回歸派不夠勇武並不恰當
然而，如果要把今時今日的困局完全諉過於民主回歸派的人士昔日不夠勇武，則未免不夠客觀公正。有些人固然認為，當年香港沒有發生革命，主要是因為「港豬」欠缺勇武抗爭或革命的意識，導致港獨主張未能成為當時的主流聲音。但這實非最主要的原因。眾所周知，在廿世紀八十年代，中共對拿到香港的主權一事旨在必得，她甚至不惜派軍隊南下達成此事。所以有些人強調，即使當時香港的經濟發展如日方中，她也缺乏與中共在軍事上抗衡的條件。
事實上，更要知道的是，當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的國家除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亦有英國。從當時的政治情景來看，英國亦不得不履行責任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後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中。若然當年有港人在香港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那他們便很可能會面對英國政府以下其中一種的處理方法：一、為了確保不出亂子，亦不准許中共提前介入香港的事務，英國政府會出動皇家警察或／和英軍制止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即使港人發動的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成功擊退皇家警察或／和英軍，他們亦需面對中共的軍事介入；二、英國提早撤離香港，勇武抗爭人士或革命人士直接面對中共。誠然，可能有人會反駁指，如果港人當年夠勇武，英國或許會盡全力保障港人的革命權，或者有更多延長擁有香港主權的籌碼。但倘若如此，英國當年又何必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作妥協呢？
後民主回歸年代的抗爭方法爭論
無論如何，真誠擁護民主回歸論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回歸論」的重大主張基本上也未能夠在今天的香港落實，所以愈來愈多人對這套論述棄如敝屣。但這批人對如何爭取香港的前途尚未有明顯的共識，故在今天的公民社會，各種提倡不同主張的陣營亦有互相攻伐的現象。
例如單是應否繼續悼念六四活動，已會引起一連串的爭論。有些本土派人士批評傳統的悼念活動只是行禮如儀，無助推動真正的平反，但這些人士又被部分傳統悼念六四活動的支持者反批評指，本土派搞的悼念六四活動，更不見得對平反六四有任何實質的幫助。不過，在反對的聲音當中，有不少並非完全反對悼念六四，它們反對的是出席由支聯會主辦且強調中國人身分的悼念六四晚會。有人於是提議，那倒不如搞一個混合形式的六四晚會，好讓吸納本土派的聲音。
但要搞一個混合形式的六四晚會其實困難重重，箇中關鍵是原先支持與反對出席傳統悼念六四晚會的人士的核心信念不盡相同，勉強把他們綑綁在一起並不一定有好結果，反之有可能把悼念六四晚會弄至「四不像」，既無法完全滿足本土派人士的要求，亦得失了傳統六四晚會的支持者。正如今時今日，紀念耶穌誕生和受死復活的形式眾多，勉強把它們整合應用在同一個主日崇拜中也難於登天一樣。此外，部分大教會的主日崇拜現時分為針對年輕人和針對較為年長人士的需要，部分教友有着推動搞混合崇拜的良好意願，但在實際操作上，只要一旦提及搞混合崇拜，便會有些教友要求分清莊閒，並對採用什麼風格的詩歌和講道內容的側重點爭論不休。擁有類近宗教信仰的人士尚且如此，更何況是信奉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呢？
又例如，有些政治組織仍堅持用非暴力抗爭的方式爭取真普選，有些則認為非暴力抗爭已經無效，繼續採用只會費時失事，故他們提倡以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代「和理非非」。但是，政治是充滿變數的空間，無論是把話說得「太死」，抑或在抗爭行動上獨沽一味也不明智。把話說得「太死」的後果是在自我設限，但若然日後情況有變而採用了不同的抗爭手段，昔日的說話便會被拿來作翻舊帳的把柄。在抗爭行動上獨沽一味，則容易給對手洞悉自己的章法，從而逐次擊破。
若單論抗爭成效的話，無論提議非暴力抗爭還是勇武抗爭的人士也須作策略上的反思。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期望藉參與人數眾多而企圖與港府打持久陣地戰，但此招傾向對參與者造成甚大的消耗，而且此招也存着攻克目標的黃金期，一旦過了黃金期而情況出現膠着，情況便逐漸傾向對發動攻勢者不利。這樣說或許有點事後孔明，但我們亦不妨參考另外的史例。比方說，大蒙古國第四任大汗蒙哥精銳盡出征伐南宋，他的部隊曾征服了四川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但他貪勝不知輸，在攻打釣魚城的戰況出現膠着時仍然不願撤退，結果他和他的部隊在當地水土不服，筋疲力竭，結果死傷過半，他本人也死在當地。若然他當時願意暫時撤退，做好補給才再次捲土重來，蒙古軍在那場戰役會否死傷如此慘烈仍是未知之數。
歷史沒有「如果」這回事，但人類可以汲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雖然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抗爭的手段不像打仗般使用武力，但經濟學上的邊際報酬遞減定律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譬如說，公民抗命的領袖在與政府對話後選擇退場釋出善意，但表明倘若日後政府仍然依樣畫葫蘆，那麼他們便會重啟公民抗命。正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暫不再用一兵一卒，卻讓政府面對公民抗命隨時有可能再次爆發的壓力亦可是上策。當然，這亦只是眾多的策略的其中一種，不是非採用它不可，否則又會變成新型的教條主義。而事實上，雨傘運動爆發後，香港短期內要再有一次大型的公民抗命運動殊不容易，除非政局再一次急劇轉下而已。
至於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方面，目前支持這兩種抗共方式（之一）的港人只佔少數，提倡者能夠動員到的參與者更是少數。在這個情況下，若要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那便須提倡者和參與者精通以小勝多的軍事策略，但目前絕大部分港人的軍事常識也非常匱乏，即使多了參與者也幫不了多少忙，故短期內香港以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可謂微乎其微。況且，港人並不需服兵役，要他們惡補軍事常識也難於登天。現時裝備和訓練最精良而港人又可參與其中的武裝部隊已非警隊莫屬。如要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取得成功，首要的先決條件或許是勇武派或港獨派能夠派人滲入警隊，既學習使用各種武器和作戰戰術，亦協助洞悉警隊各種打擊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戰術，甚至乎在必要時變節打開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缺口。昔日同盟會搞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亦有此一著（滿清政府的地方新軍滲透了不少革命份子）。但此舉並非一朝一夕便能成事，而即使成事，也不表示香港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必定取得成功。
另外，本土派不能完全不理會民意發動勇武抗爭。在歷史上，大多數不理會民意使用武力的政治組織也有走向獨裁的傾向，而且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若單論勇武，相信香港現今也甚少有抗爭者的勇武程度勝於歷史人物項羽。項羽作為反抗暴秦的勇武派領袖，在行軍打仗上確是能夠以一敵百，所向披靡，但他曾選擇殺害降軍，在進入咸陽城後又縱容部下放火搶掠，導致失去了不少民心。反之，無論是項羽的主要敵人劉邦，抑或近日的曾俊華，在某程度上也向我們顯示了爭取民心的重要性。或許有些堅定不移的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支持者認為香港充斥着「港豬」，如要得到那些「港豬」的認可方可行事，那便會什麼有建樹的事情也做不成。但如果一意孤行去發動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那不但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而且民眾可能會用「Choosing the Lesser Evil」的思維走向支持中共（介入鎮壓動亂），屆時情況只會對香港更為不利。
誠然，部分提倡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人士心急如焚並非完全不可理解。目前香港的抗爭發展已陷入樽頸位，他們眼見非暴力抗爭無法取得成效，便嘗試採用更激進的抗爭手法。但現實政治這回事，並不會單是因為非暴力抗爭成效不彰，便代表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便一定取得成功。只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受到明顯的威脅，或多或少持有資產或／和股票的市民也難以贊成香港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畢竟他們最擔心的仍是動盪不安所即時帶來的經濟損失。君不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瑞士，在二戰期間為了自保而默許納粹德軍在瑞士境內外的惡行嗎？今時今日的香港也彷似走昔日瑞士的舊路。
反之，若中共日後正式出手打壓香港，不容許她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那時候反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反抗可能還會得到更多港人的支持。不過，這說到底仍是一場政治博弈。目前中共有不少資金擺在香港，故她仍不敢輕言出動解放軍介入香港的內部事務，但倘若香港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中共還須對香港客氣嗎？所以如何處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抗爭面對的難題。無論如何，幾可肯定的是，目前香港欠缺搞勇武抗爭或暴力革命的客觀條件，加上早前本土派／勇武派連番在政治操作上的失利，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他們也不得不返回韜光養晦的階段。
選舉威權政體擁有現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弔詭
其實，無論是非暴力抗爭者還是暴力抗爭者，他們在未來也只能伺機而動，中共和港府卻可以透過現有的法例打壓他們。當然，本文不是認為搞政治運動的人士在任何情況下也必須接受法律制裁，誠如推動百日維新的晚清知識分子康有為被慈禧下令處死後也不是選擇接受法律制裁，而是流亡至明治時代的日本尋求政治庇護。但香港可能是古今中外少有擁有現代文明司法制度的選舉威權政體，不論是非暴力抗爭抑或暴力抗爭的人士，他們要逃避不公平政治審訊的理由也不夠充分，別國要批准在港的抗爭者尋求政治庇護亦非常困難。不過，中共欲控制香港司法制度之心昭然若揭，若她日後能夠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距離壽終正寢便不遠矣。
面對上述各種的危機，公民社會的各個組織不是要不問情由地談團結，但至少不值得再為是否支持曾俊華的議題鬧翻。畢竟，現時已證實，無論在那個議題上作什麼決定，也無法對大局有什麼明顯的影響，而公民社會的各個組織日後要面對的共同危機，遠比它們想像的大。如它們仍找不到共同的利益衷誠合作，那中共把它們逐個擊破便易如反掌，這亦是中共慣用的技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