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情報合作
二十世紀國民黨在香港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今天雖然它在香港的政經影響力不見踪影，但歷史就是歷史，存 在的就記錄下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尾，日軍加緊侵略中國，威脅香港安全。在中日戰爭立埸上，英國是採取中立態度，但認為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野心，潛在軍事佔領香港的危機，影響英國在亞洲地區的利益，不能不防，所以中英兩國在軍事上互相溝通，國民政府於1940年8月派海軍少將陳策（1892-1949）率領軍事代表團進駐香港。
兩國在情報工作上亦有合作關係，於1938年在漢口設立軍事情報組織「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為王芃生（王刷新，1893-1946），經費獲英國特務機關資助，工作人員有前國民黨主席連戰（1936-？）的父親連震東（1840-1946）。[1]該所在香港設有機構，負責人為馬ＸＸ（？），專責搜集日軍情報。[2]漢奸林柏生（1902-1946）亦曾在該機構工作。
1940年，國民政府在重慶設立「中英情報合作所」，向英軍提供日軍在中國的活動情況，負責情報工作的國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局）局長戴笠（1897-1946）派陳一白（1905-1952）率員赴港建立情報機構。陳一白於10月中旬隨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鄭介民（1897-1959）去香港，與英軍洽商如何建立空中及地下情報組織問題。陳一白建立了「中央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四處香港第八工作隊」，從事香港航空情報偵測工作，對日軍在廣州、三灶島、海南島等地機場活動作詳細的偵察調查，港英又聯同國府在廣東沿岸加強香港組織防空情報網，加強香港防空能力，成績卓越[3]。第八工作隊駐中環美利兵房[4]。
英方一面與中方合作，一面又猜忌中方的佈置。先是藉口殖民地的規則，拒絕中方在港配置通訊機構，繼而竟以莫須有污蔑中方，並電請中國軍政最高領導人蔣介石（1887-1975）將陳一白撤換。幸好蔣介石明察秋毫，覆電稱「我國所派人員，果有失職情事，自有懲處辦法。」於是英方無可奈何，但還是經常藉故與中方為難。陳一白則始終堅守國家立場，理直氣壯與英方抗爭。直至陳一白的駐港工作隊獲得駐台灣的日本空軍主力西調海南島，有襲擊香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企圖的情報後，英方才一改過去的面目，對陳一白大為讚賞，並稱譽陳一白為「GOOD STAFF」。
美利兵房位於港島花園道與紅棉路，今中銀大廈和花旗銀行大廈的位置。兵房內的軍官宿舍稱為美利樓。英軍搬走後，曾用作差餉物業估價署。1987年該地興建中銀大廈，美利樓被拆，但其組成部份於2002年在赤柱重建，用多間餐廳的用途。
陳一白（1905-1952）字楚寶，號南琛、別名維邨，江蘇省常熟縣西北（今張家港錦豐）鄉鬱家橋鎮人， 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科電信門畢業，歷任上海國際無線電台工程師、國府航空委員會首任防空總台長、國府交通部第一交通警察總局電訊總台長。是青島至溫州灣、廣東沿海、香港、陝鄂湘渝川滇、新加坡、緬甸、印度空軍情報網創辦人。八一四空戰大捷、是陳一白指揮偵譯日軍情報電訊精確的功勞。同時他還是抗戰時期的築路人，鋪築了澄（江陰）巫（張家港巫山）軍用公路；江陰要塞至錦豐軍用公路；琴（常熟）澄（江陰）公路、常（熟）十（二圩港）公路。
中國除了和英國有情報合作外，和蘇聯也進行情報合作工作，由國府軍委會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簡稱KGB）合組「技術研究所」，總部設在漢口，在全國各大城市和東南亞印尼等地設立8個小組。香港組成立於1938年11月，組長為廖淑倫（1800-1984），副組長為鄭庭榮（？），設有無線電台1座，預算每月經費1,550元。工作範圍包括香港、澳門和廣九鐵路沿線，任務是：
1. 偵察日軍在在華南的軍事情況；
2. 偵察華南日本海陸空軍實力及部署情況；
3. 調查日軍在華南的軍事行動；
4. 偵探在香港的國際間諜活動，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5. 調查日軍由歐美各國輸入的軍火數量；
6. 了解英國的對日態度動向；
7. 建立本所與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青島、濟南和印尼各組之間的聯絡線。
印尼組所得的情報送往香港，以無線電台發回漢口總部。[5]直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蘇技術研究所走向終結。[6]
廖淑倫（1900-1984）是五華雙華鎮大徑村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歷任浙江警官學校政治指導員、桂林行營上校秘書、忠義救國軍政訓處長、中美合作所南岳訓練班政訓組長、第十三軍副軍長等職。1949年赴台。
國民黨情報組織
國民黨在香港有多個情報機構，在軍部方面，軍統除與英軍情報機關有聯繫外，軍統還設有駐港機機，設在「西南運輸公司」的警衛處，處長為陳質平（1906-1984）[7]。軍統在西環海島軍火庫內設有電台[8]。軍統香港區長為王新衡（1908-1987），其公開身分是西南運輸公司運輸科科長[9]。
西南運輸公司是國府軍委會下設的「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的對外公開名稱，後改名為「中緬運輸總局」，主任先是宋子文（1894-1971）系的曾養甫（1898-1969），後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1898-1983）。[10]香港辦事處設在皇后大道中公主行（今公爵大廈）2-3樓。[11]軍統香港區透過港英政治部探長方水（廖獨航，？）等人關係，搜集蘇聯和中共情報。章克（？）等人專門搜集國際情報，向軍統香港區提供蘇聯情報。
陳質平（1906-1984）是海南文昌人，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歷任國府軍委會參事，西南運輸公司警衛處處長，駐菲律賓公使、大使等。國府撤退到台灣後，任駐伊拉克、約旦、利比亞、墨西哥等國大使，1972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1984年在美國病逝。
王新衡（1908-1987）是浙江慈溪人，早年曾被國民黨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返國後在南京創辦蘇俄評論社，出版《蘇俄評論》月刊，嗣任國民黨軍委會政訓研究班指導員、處長。抗戰期間任軍統香港區區長、行政院上海市統一委員會秘書長等職。抗戰勝利後曾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長，後任立法委員。1949年去台灣，曾任國民黨南方執行部主任委員，後轉入企業界，歷任亞洲水泥公司董事長、遠東紡織公司常務董事。
章克（？）曾任國民黨左派宋慶齡（1893-1981）和前國府外交部長陳友仁（1878-1944）的秘書。
在政府組織方面，國府行政院長孔祥熙（1880-1967）在香港設有情報據點，由胡鄂公（1884-1951）負責。
胡鄂公（1884-1951）原名胡榮銘，字新三，號南湖。湖北省江陵人。1908年赴北京考入江漢學堂。1910年組織共和會，任幹事長。武昌起義後，任鄂軍水陸總指揮等職。1913年被選為國會議員。1921年在北京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行《今日》雜誌。1927年任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中共特科成員，任孔祥熙的政治秘書。抗日戰爭在香港、上海為國共兩黨做秘密工作，1945年任上海《時事新報》發行人兼總經理。中共建政後去台灣。1951年在台北去世。
胡鄂公雖然與中共沒有交換情報制度，但胡鄂公曾是中共地下黨員，與潘漢年（1906-1977）有聯繫與合作，還介紹潘漢年與孔祥熙夫人宋靄齡（1889-1973）會面[12]。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1916-1992）在九龍彌敦道《財政評論》社內私自設立電台，與在重慶的孔祥熙直接聯繫。電台被日本發現，向港英施壓。港英派出大批警員包圍《財政評論》社，帶走工作人員，查抄全部文件。孔令侃在港的身分是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主理駐港中央信託局。《財政評論》是中央信託局的刊物。港英為免將事件鬧大，影響中英關係，造成有利日本的局面。將涉案文件和有關人員交國府外交部處理，把孔令侃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要求國府調走，孔令侃只好離境去美國[13]。
在黨務方面，國民黨在香港設有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為吳鐵城（1888-1953）。其下設有調查統計室負責情報工作，工作上除受命駐港澳總支部外，尚直接受命於國民黨中央執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港澳調查統計室由陳積中（？）負責，下設香港、湛江、澳門、惠陽4個工作站。香港工作站站長為邱清漪（？），駐港澳總支部以「西南圖書印刷公司」為據點[14]。
邱清漪（？）亦名李蘇雲、蘇子樵、尤思靜，1942年7月任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香港工作站站長，1943年任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港九黨務特派員，1943年4月，港澳調查統計室被日軍搗破，邱清漪被捕，8月保釋出獄[15]。
在民間組織方面，當時上海黑幫頭子杜月笙（1888-1951）寓居香港，其領導的「人民行動委員會」，公開的機構名稱是「賑濟委員會第九區賑濟事務所」，在香港設有秘密電台，收集淪陷區的情報[16]。
1940年，戴笠在香港組織「人民動員委員會」，下設5個工作區，香港區由前粵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1872-1952）、前廣東財政廳廳長梅光培（1883-1940）等負責，成員多為幫會中人，香港淪陷時，人民委員會協助護送國民黨理論家陶希聖（1899-1988）、前國民革命軍第一路軍參謀長蔣伯誠（1889-1952）[17]和王新衡等撤離香港[18]。
李福林家族是大埔康樂三大董事之一，大埔安祥路2號另有以他命名的「李福林體育館」。
軍統
中統於1934年11月在香港設立工作站，1935年設置電台，1938年夏秋，軍統在香港設立港粵區（香港區），區長為郭壽華（1902-1984），工作人員有70人。[19]11月，調王方南（1906-？）和劉方雄（？）到香港工作[20]，王方南出任港粵區助理書記。1939年春，郭壽華調往重慶，由李崇詩（1904-1996）接任區長，另派曾廣勳（？）為副區長。
1939年軍統設置調查統計室，專責調查日軍、汪偽和中共活動，港九特派員為邱清漪（化名李蘇雲），邱清漪居住港島半山區，可以俯瞰維多利亞港全景，監察海面的日軍活動，通報重慶本部，有利盟軍向日本軍艦作出轟擊[21]。
1940年春，李崇詩調往韶關，曾廣勳調往印度加爾各答，由王新衡和劉方雄分別接任區長和副區長，劉方雄的書記一職由沈介人（？）接任。港粵區外勤設有3個情報組，組長張聖才（1903-2002）於1940年下半年調往菲律賓，由王方南接任組長。另外，港粵區還在澳門、廣州、汕頭、瓊崖、海口和廣州灣各設立一個組[22]。1941年夏，沈介人調走，由王方南接任香港區書記，馮仲達（？）接任情報組長之職。
1940年下半年，王方南掌握情報組時，化名為王霖和王汝霖。下轄組員有：港英政治部探員方水、潘洪波（？）、霍保（？）、國民黨香港海員黨部總務科長馮仲達、《星島日報》編輯沈秋雁（？），《珠江日報》編輯劉大炎（？）等人。通過這些組員搜集了不少情報，均由王方南親自撰編轉報重慶軍統局。
香港被日寇佔領後，港粵區把組織縮小為香港站，由劉方雄為站長，王方南和王新衡調離開香港去重慶。
郭壽華（1902-1984）是廣東大埔人，字幹城，學名郭誠，別名郭士，號東山先生。五四運動期間參與潮州學生救國團，從事反日救國活動，後報考廣東省立法政專門學校。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曾被選為廣州市學生聯合會代表，出席第六屆全國學生總會，被選為會長。1923年當選為國民黨廣州第三區分部執委。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執委、學生部部長。1925年2月起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州地方候補執委、中共廣東區委青年運動委員。7月曾因違反紀律受到留團察看半年處分。9月至10月任青年團廣東區執委兼學生部主任。1926年5月至1927年7月任青年團廣東區執委、平民教育委員會書記。1926年參與成立廣東反基督教總同盟，任執委。3月在中國濟難會廣東省總會成立大會上，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大學畢業後，由廣東省政府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政經科學習，後轉進步兵學校學習。1928年在莫斯科擔任中共六大秘書處記錄科記錄員。畢業後赴日本明治大學專攻外交及行政法，獲行政學士學位。1931年冬返南京，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講師兼任憲兵第三團、中央軍校教官。1933年初赴漢口任豫鄂皖三省剿共總司令部秘書，後調南昌行營任設計委員。同年入南昌武官司班第一期受訓。1935年任中國駐義大利大使館副武官，後任代理武官。1937年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香港站和廣西站站長。1941年秋冬任軍統督察處主任。1942年任軍統督察訓練班副主任。後任軍統廣州灣站部長、香港站站長。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任廣東湛江市市長。1947年調台灣任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兼台灣省黨政軍聯合秘書處主任秘書。不久奉調南京兼任國民黨新聞局處長。隨部赴重慶、後隨國防部撤退至海南島，再轉赴台，在國防部總政治部任職。後調陽明山莊訓練幹部任輔導委員。後從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退休。1961年參與組織台北市大埔同鄉會並任理事長。曾任台北市潮州同鄉會常務理事、台灣省道教會常務理事等。曾組團赴印度、緬甸等國參觀訪問。1984年在台灣去世。
李崇詩（1904-1996）又名李周南、李洲南，化名李劍萍，綽號「油炸霜淇淋」，湖南省平江縣人，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六期步科，曾任國民革命軍團指導員，後進入特務處，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一師黨務特派員、師政訓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八師黨部書記長兼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戰爭初期在廣東、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任廣東綏靖公署調查室督察官、軍統局香港站副站長、四川省黨務特派員、滇緬國際公路警務處處長、1936年歷任財政部廣東緝私處處長兼貨運處長、軍統局上海站站長、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兼廣州警備司令部參謀長。1944年任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參謀長，曾獲美國頒發自由勳章。1946年任軍統局上海站站長、上海辦事處主任。後任國防部二廳辦公室主任。1949年初任廣州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1949年赴台灣，1972年、1975年當選為國民大會第五、六次會議主席團主席，後任國民黨中央黨務顧問、國家安全局顧問。1996年在台灣病逝，終年92歲。
王方南（1906-？）又名王芳蘭、王芷甫，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西岩鎮五桂村人，1923年考入明德中學，1927年考入國立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1930年加入國民黨，1931年任南京《新京日報》體育編輯。1933年夏，考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暑期訓練班，加入復興社，1934年結業，被派任國民黨軍委會別動總隊第四大隊第十中隊指導員，參加了對江西紅軍的圍剿。1935年任漢口禁煙督察處密查組編審員，加入了軍統。1937年任復興社特務處上海區助理書記。上海淪陷，奉命在上海堅持敵後工作，改任情報組長。1938年被英租界逮捕，9月離滬赴香港，就任軍統香港區助理書記、情報組長、書記等職。1942年3月，王方南奉調赴重慶，任行動隊隊長。旋任軍統福州沿海區書記。1944年回重慶任軍統本部第三處策反科科長。抗戰勝利後，升為保密局南京站副站長。1948年6月投共，上海解放後，為了工作的需要，上海市公安部決定保留王方南的秘密身份，不安排其公職，以經營日雜商店為掩護，與市公安局保持單線聯繫。1955年4月，受潘楊案件的株連被捕入獄，判無期徒刑。直到1975年特赦出獄，1981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82年被增補為第四屆湖南省政協委員。
劉方雄（？）是浙江江山市賀村鎮耕讀村人，1935年加入軍統，出任上海站站長，後任香港站秘書、站長，國民黨忠義救國軍調查室主任，後調任上海市政府調查處處長、保密局上海站站長。解放後，以長城皮件公司總經理身份為掩護，復任香港站站長。
重傷林柏生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883-1944）於1938年12月29日，由親信林柏生代為發表致蔣介石的電報式聲明，表示其支持對日妥協的政策。電文於30日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29日電報代碼是「艷」，所以稱為「艷電」。
林柏生當時在香港任國民黨宣傳部駐香港特派員，國府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主理香港《珠江日報》。
艷電對蔣介石的抗日路線影響很大，軍統決定對林柏生採取行動。原本計劃暗殺他，但恐引起港英的不滿，故決定把他毆打一頓，予以警告。
香港區情報員劉大炎在《珠江日報》當編輯，郭壽華就要劉大炎利用記者身份與林柏生接近，另派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隨劉大炎跟蹤偵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徑，伺機行動。1939年1 月某天，當林柏生在馬路上行走時，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上前，用鐵棍對準他的頭部猛擊一棍，將林柏生打成重傷，乃揚長而去。
中英合作保衛香港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時，英國早於12月8日向國府提議，商討展開情報合作特工事宜，國府計劃將各混成便衣隊改編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組成7個縱隊。接受軍統指揮，擴大游擊戰，以牽制日軍進一步南下，配合英軍對日作戰。這批部隊由英軍派人來中國訓練和裝備，國府調軍委會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為總司令，後改為徐志道（？）。隨着戰爭形勢的轉變，1942年2月中，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陷落，英軍對國軍的軍事配合需求減低，這計劃遂告停止。[23]
早從12月10日開始，陳策便整合了所有國府與國民黨在香港活動的機關，成立「中國各機關駐港臨時聯合辦事處」，並發表《告港九僑胞書》，呼籲香港市民協助英軍與日軍對抗。國民黨與警務處合作搜捕漢奸。在陳策所提供的情報協助下，逮捕了正在與日本洽談合作的東華三院主席陳廉伯（1884-1944），有效地壓制了親日派在港島的活動。國民黨也號召了將近105,000名的司機與伕役從事運輸工作，以紓解英軍在戰場上所面臨的各種壓力。
香港淪陷前夕，英國卻借用中國的力量保衛香港，由英國特工部門成立「特別行動部」（Speciai Operation Executive，簡稱SOE）專責此事，並派出代表駐重慶，國府則派中統（代號RⅡ）負責此事，開展工作。[24]新加坡淪陷後，這組織的工作轉為訓練在華南及馬來西亞和印度的中國海員僑民，進行聯合抗日行動。[25]
總結
以上中英的情報員如郭壽華、方水、潘洪波等曾是中共黨員，王新衡曾在莫斯科留學，因當時對付中共是重要的工作。而有關國民黨淪陷時的情報活動，筆者會繼續動撰寫。
在抗日保衛香港的問題上，中共的貢獻已可肯定，但國民黨的貢獻雖不大，但有一定的作用，應留下記錄，以展現歷史本來面貎。在其他方面，如印度軍人的表現，尚需有心人整理出來。
（完）
梁寶龍
03.02.2017
[1] 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下輯，（台北：靈活文化，2010），第19-20頁。
[2]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87頁。
[3] 同上。
[4] 鄺智文等著：《孤獨前哨》（香港：天地，2013），第161頁，引：王惠民：〈第八工作隊在香港〉。
[5] 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下輯，第97-98、199-200頁。
[6] 同上，第97-98、205頁。
[7]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香港：天地，1995），第122-124、144頁。
[8] 同上，第122-124、144頁。
[9] 同上，第122-123頁。
[10] 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下輯，第3頁。
[11]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第122頁。王正華：〈抗戰前期香港與中國軍火物資的轉運〉，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12]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6），第191-192頁。
[13]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第144-145、144頁。
[14]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第477-490頁。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載《抗日戰爭研究》（北京，2007.04）。
[15] 劉維開：〈淪陷期間中國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活動〉，第484-490頁。
[16] 謝永光：《香港抗日風雲錄》，第122-124、144頁。
[17] 莫世祥等著：《日落香港》（香港：三聯，2015），第164-165頁。
[18]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第186頁。
[19] 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上輯，第191頁。
[20] 王方南：〈我在軍統十四年的親歷和見聞〉。
[21]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第186、188頁。
[22] 王方南：〈我在軍統十四年的親歷和見聞〉。
[23] 馬振犢著：《國民黨特務活動檔案大解密》，下輯，（台北：靈活文化，2010），第35頁。
[24] 同上，第207頁。
[25] 同上，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