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樂儀
書，除了是文字的載體、保存訊息的載體之外，也為人帶來不同的經驗，令我們對於知識、時間，甚至空間的想像更為寬廣。有學者諷刺書是一頁頁被牛屍體包裝的木片（tree flakes encased in dead cow），也有不少研究書的歷史的學者提到書承載讓人用以抵抗常態和權威的訊息。有人花一生研讀《聖經》、有人啟蒙於《共產黨宣言》，也有人透過文學作品找到心的出口。書和有關書的一切，我暫時想不到可以其他載體代替。錄在《別想擺脫書》裡，艾可在與卡里埃爾的對談中提到：「也許書的組成部分將有所演變，也許書不再是紙質的書，但書終將是書。」
書終將是書，港台電視播出的第三集《文學放得開—有得讀・好讀》，由文化評論人鄧小樺、愛好古文學的編輯陸渺，和詩人洪曉嫻主持，並與嘉賓梁國雄議員聚首互訴書所帶來的經歷與生活形態。正如一眾主持於節目開首所說，書，或者是我們最放不開的東西。
然而，據香港出版學會於2016年發出的報告，約二千個受訪者當中，有七成人表示有閱讀印刷書藉的習慣。即使香港往往被報道為閱讀風氣不盛的城市，書並沒有在香港人的生活中消失。如書是知識的載體，從分析讀書的偏好大概會得知人們在追求甚麼知識。而近年的香港公共圖書館數據指出，於2016年借閱量最多的成人中文非小說類書籍頭十位以「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為首，各類熱門旅遊書藉則雄踞其餘九位。相比於曾有人文暢銷書藉上榜的2014年，最新的數據所反映的卻是讀者對於旅遊的渴求。同時，似乎反映了我們對於出走的渴求。「2013年、14年的時候出現過大家追尋知識的盛況，然而這盛況又似乎於2015、16年開始消失，我不知道是否顯示了大家受到社會運動的挫折所影響」，鄧提問。還未確定讀者的求知欲有否被政治環境所消磨淨盡，陸渺則坦承曾經因不願花錢購買旅遊書而到圖書館借閱。公共圖書館，也是大家省錢閱讀的地方。
另外，成人中文小說類書籍頭十位則有八本為金庸的作品，亦舒的小說也佔當中的第八和第九位。對於金庸於榜裡長年稱霸，陸猜測是與圖書館固有的讀者群的年紀偏高有關，另外兩位則猜想到會否與圖書館藏有最多金庸小說的複本、佔架量最大有關。而這樣的數據也是否反映了香港讀者對於文學或是小說的想像？反觀其他地區例如台灣，2016年的國臺圖各類圖書借閱排行榜由日本作家東野圭吾、高木直子和宮部美幸所雄踞，大陸作家月關也以三本作品入榜，而台灣作家已連續三年沒有作品出現於榜中。對比之下，主持也笑說香港人的閱讀選擇比較本土。本土意識背後，過於集中的閱讀選擇或多或少揭示了香港讀者的狹隘視野，所讀的書類無疑過於單一。
除了圖書館的數據，陸提到張愛玲的《小團圓》初出版時暢銷中、港、台，是暢銷書榜冠軍，令鄧憶起該書當時賣斷市，風靡香港讀者群。回想撲書風潮，大家不無想到媒體與閱讀風氣的緊密關係。「我覺得最諷刺的是讀者不特別喜歡張愛玲，或者覺得那本書好，而是因為周邊的新聞炒作買書」，陸說。鄧也就此談到媒體介入文學和出版市場的方式與面向，「我留意到，很明顯是由二零一五、一六年，那些新聞不再跟書的內容有關。」她續說，「討論書店的報道只集中於店中的貓、開店的人、可能是家庭主婦或者有理想而不計利潤者，又或者是裡面的傷殘人士設施。」翻查一下資料，「全球城市文化報告」的統計指出香港書店人均密度屬全球之冠，然而在媒體所左右的氛圍下，大家流連書店的理由卻與所賣的書的內容無關。正如洪不禁懷疑，「會不會就好像吸引大家打卡那樣？」
數據呈現了現今香港讀者過於務實與乏味的閱讀興趣與習慣。缺少了對人文書籍的興趣，閱讀在於香港讀者漸趨工具性及市場化。面對如此變化，一眾主持也不勝唏噓。陸不忘往上追溯，以古人的讀書和藏書習慣作為借鑒，帶來一點安慰。他娓娓說開，提到生於乾隆間的藏書家黃丕烈的百宋一廛、前人藏書中留下的印記和買書記錄、明代藏書家錢谷如何於每本書中留下叮囑人珍惜好書的印章，還有葉德輝請人抄書的遺聞，種種都印證到書如何參與前人的生活，形成日常。古時科技未發達、未有引導市場的媒體，由書所構築的生活形態便更為有趣。但，又是否表示時移世易，我們必得接受書的概念日益淺薄？
從古時的藏書家到現在到公共圖書館翻找旅遊書籍的讀者，書一直在都在而沒有現代化社會所摒棄，至少仍然存在於我們生活之中。美國著名歷史家Robert Darton在他〈甚麼是書的歷史〉一文中提到，書在每個社會、時代中，必然介入到複雜的溝通的迴路（circuits of communication）裡。梁國雄與書的關係，也正正離不開社會和時代這兩個關鍵詞。
梁讀書著重原典與翻譯本的比對，而翻譯的好壞也因翻譯家的心態與每個時代的政治氛圍所影響。在眾多處境中將原典翻譯，不論是硬著頭皮翻譯艱澀難懂的文本，還是在政治局勢之中讓敏感的訊息流傳，翻譯家無疑是讓書參與各時代的重要一員。「那些人花那麼多心血翻譯，其實為他人做了很多事。」梁說到。亦因如此，他早於小學的時候遇到馬克思的著作，「其實是小學的時候聽過馬克思這名詞。當然中共政府幾乎將馬克思當成國教那樣宣傳。」他續說，「馬克思其實就是覺得社會不合理的人都會拿來讀一讀的。如果論哲學來說，它是本體論，但其實又是方法論與認識論所結合，要人實踐。哲學家不在於解釋世界，也在於解放世界。」
靠賴知識來抵抗與改變世界的種種荒誕之事，似乎是梁讀書的目的。對於此，鄧不忘提到曾經因讀阿塞圖的《保衛馬克思》而被梁所質疑。「他就問我讀這些學術書有沒有用，都沒有實踐。」鄧回憶說，梁不禁在旁笑著。「那麼有沒有其他書會影響到你？」，陸問。「是隨時代改變的。譬如說，為什麼馬克思寫的書那麼難懂，其實當時的人都讀得明。只是我們時代久遠了，經過語文變遞和範式轉移，會用不同的術語」，梁回答。即便梁之後談到他喜歡的其他作者如魯迅、郁達夫，他更明白除了作者或是書的內容本身，時代是讀者的喜好、吸收知識的方式的關鍵。雖然梁洞悉透徹，但看到洪隨即展示的一本載有動漫版馬克思的《哲學男子》也不免不知所措，顯然不習慣這樣的範式轉移。如艾可所說：隨著時間消逝，每本書都嵌有人們的各種解釋。我們閱讀的莎士比亞並不再是他當初寫下的模樣。
寫到書和書的種種，總是想到改編自小說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當中文盲Hannah 與十五歲的Michael相戀，每次相遇Hannah 都請Michael為她讀書。即使目不識丁，Hannah也因著聽一個男孩讀書而在乏味與晦暗的生活中得到片刻解放和自由，好比做一場愛。當然原著小說和電影所談到的事情更深遠，而我至今也記得當中一句對白：小朋友，給我讀書，然後我們做愛。書可能會轉化成電影、音樂、畫，甚至是戰後一間狹小房間裡的男孩的朗讀。節目當中一眾主持也跟梁談到書的價值，而梁說到，「如果一個人要很聚焦讀書或者學習，也代表那個人生命之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我們讀書，必家有甚麼重要的事要做，因此對某些知識如飢似渴。如果像赫拉巴爾在《過於喧囂的孤獨》中寫道，書會引領我們望向另一個世界，我們所讀的書又投射出一個怎樣的世界，怎樣的香港？
香港電台電視節目《文學放得開》逢星期三晚上11時在港台電視31及31A播映；港台網站 tv.rthk.hk 及流動程式RTHK Screen同步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