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Pixabay
有位民主派法律界人士日前寫文盛讚星加坡之種種，令人膛目結舌。我本人不算是熟悉星加坡，但曾讀過一點點有關星加坡民主化運動的研究，加上搜羅一下網上資料，知道星加坡的政治如何不堪。
那位法律界人士說：「新加坡政制當然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政制了，但相對香港，最少他們有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國會，對當權的有實在的壓力，看看2011年那次的大選就知道了，總理李顯龍在選前為了拉票，不惜公開為政府的不足道歉。朋友，你什麼時候聽過香港的特首為施政問題say sorry？ 不擺款教訓你已經要還神了，而候任的那個，更要大大聲的說什麼『官到無求膽自大』。」現實又是如何？
根據不少評級，星加坡的各種自由均比香港差。最簡單看看二〇一七年Freedom House的評分：香港和星加坡同樣被評為「Partly Free」，但香港的總體評分為61， 星加坡則為51，比香港差。政治權利方面，以1為最自由，7為最不自由，香港等級為5，星加坡則是4，確實星加坡較好。但公民自由方面，則香港等級為2，星加坡為4，香港比星加坡好。根據無國界記者二〇一七年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香港排名為73，星加坡為151。 根據EIU的二〇一六年的民主指數，香港得分為6.42， 星加坡則為6.38。類似指標，隨處可見。當然評分方式可以爭論，但應該可以作為基本參考。
再看看星加坡的國會。現時國會是由二〇一五年的大選產生。在選舉議席中，執政人民行動黨獲得近七成選票，奪得八十三席。而唯一獲得議席的反對黨工人黨只佔六席。委任的非選區議席（NCMP）方面，三席均屬工人黨，但這類議員對某些重要法案無投票權。另外有九席由總統委任（NMP），同樣對某些重要法案無投票權。至於其他反對黨如人民黨和較進步的民主黨，則一席也無。二〇一一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獲約六成選票，佔八十一席選舉議席，工人黨獲六席。（以上資料全部可以在《維基百科》找到，一按即有。）二〇一一年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受挫，反對派非常鼓舞。但在二〇一五年的選舉，行動黨已「回穩」。究竟如此國會如何「對當權的有實在的壓力」？對，二〇一一年的選舉中，李顯龍道歉，然後呢？然後繼續當總理，做些少修少補，政治改革無期。話說，我們香港的鉛水醜聞中，也有四高官道歉，然後也是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星加坡的選舉非自由也不公平，應該是常識。對，確實是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不代表就是自由且公平的。這就算不是政治學ABC，也應該是DEF。很簡單，選舉時，你難以在星加坡傳媒中看到對反對派有利的新聞。人民行動黨會威逼利誘，在些選區中威脅選民，假若投反對票，就會削減該區的資源。由於人民行動黨必然是執政黨，因此這些威脅是真正「實在的壓力」。另外，星加坡政府以選區劃界去控制選舉結果（所謂gerrymandering），也不是甚麼新聞。
星加坡政府用司法手段打壓反對派，可謂爐火純青。最常見的做法就是控告反對者誹謗，用官司令其破產，又或者向異見者的工作單位施壓，從打壓其生計去剝奪其反抗意志。製造白色恐怖，散播恐懼情緒，令有志參與反對陣營的人也為之卻步。例如民主黨徐順全的遭遇，就是最佳例子。前香港廉署高層郭文緯日前撰文表示，港府應該學習李光耀，用公帑資助官員對誹謗他們的人興訟。不知該法律界人士有何見解？余澎杉假若在香港，最多會被群起譴責。但在星加坡，他被政府控告，以至要尋求政治庇護。
在星加坡，舉辦大型遊行集會是極之困難的，反對陣營甚少尋求制度外的抗爭方法。即使集會示威，場地也有嚴格限制。最常用的抗議渠道，就是在選舉期間舉行集會，趁機宣揚反對派的主張。由於NCMP基本上是預留給反對黨的，因此某些反對派人士也會接納委任，好能在議會中有多一點反對聲音。但聲音歸聲音，是無實權的。這也是政府所設計的民主花瓶。
李光耀建立了星加坡的立國神話，並編織了經濟繁榮、穩定第一的主流論述，儼然成為道統。這套論述深入民心，成為主流民意。不但人民行動黨繼續秉持此論述，塑造自己為穩定繁榮的化身，連反對黨也不敢偏離之。例如工人黨雖然是反對派，但非常溫和，少有論及人權議題。在其網頁中，工人黨表示： “We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to you and ensure good governance”，並強調： “The Party believes in pushing for reform, as far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law”。老實說，比香港的民主黨更溫和，連「換人換制度」也講不上。香港城市大學的Stephan Ortmann博士就曾寫道：“Moderate, reform-oriented objectives dominate much of the opposition’s rhetoric. The opposition recognizes the success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ees democracy only as the final step toward the status of a fully developed nation.”
另，該法律界人士又認為：「我看了一下新加坡政府高層的CV，幾乎清一色名校畢業。當然，名校畢業不一定能力高，但總不會搞個大學也考不上兼生意失敗的人當總理，又或者找個說自己『一個月睇三十本書』的蠢蛋當部長了。」當然，他戴了「頭盔」，說「名校畢業不一定能力高」。但既然要特意指出星加坡政府高層名校畢業，就證明其心底裡還是讚歎的。如此精英主義思維，令人大開眼界。其實馬英九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江宜樺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李國章也是劍橋大學醫學博士。
還有一點。該文又寫道：「想一想，年輕人都有四、五百尺的房子了，誰還有空訓街掟磚？港英年代的穩定，不就是公屋居屋政策的功勞嗎？」星加坡的房屋政策值得學習，這一點我無異議。但政府為人民提供基本住屋，應該是出於責任，以及基於住屋權乃重要的社會權利，而不是為了維穩。該法律界人士卻竟然與一些開明建制派人士口徑一致，以社會穩定作為改善房屋政策的justification。
今日香港，確實各方面均大倒退，禮崩樂壞。但要鬥差，香港與星加坡起碼是「不相伯仲」。（將來很有可能會「爬頭」。）當然，那位法律界人士會說：我已經表明新加坡政制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政制，我仍然支持民主。但對威權專政的種種打壓視而不見，對選舉不公聽而不聞，算甚麼民主派？要一人一票？那麼早就應該「袋住先」。星加坡連lesser evil也稱不上，卻走去善頌善禱。究竟「民主」在該法律界人士心中佔了多少地位，由是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