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健康空氣行動社區關係經理）
近日有關香港霧霾來源的討論十分熱烈，基於對中國大陸空氣污染的理解，幾乎大部分人都認為香港的霧霾來源是來自珠三角，紛紛當起氣象學專家，認定大陸的PM2.5會隨著北風吹落香港，每當北風吹起，便畏懼大陸霧霾南來。
要較為準確理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問的是，空氣污染是否單純的氣象學現象？一般人往往忽略，空氣污染並非單純的氣象學現象，更是一個健康與規劃的問題。
或者先由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當你感覺呼吸不暢順的時間，首先你會去什麼網頁，查閱什麼資訊？
我估計有不少的香港人，會去一個名為aqicn.org的網站了解AQI（Air Quality Index，空氣質量指數）是多少。為防有讀者不了解背景，我在此簡單介紹一下：AQICN是一隊來自北京的環境及數據科學的團隊，自2007年起，便推行一項在全球各地實時收集空氣質素的計劃，並即時透過網頁向公眾發佈空氣質量的資訊；當中大陸微細懸浮粒子（PM2.5）的數據，則由美國駐華大使館及中國環境保護部提供。
為什麼公眾會去aqicn.org，而不是香港環保署開發的aqhi.gov.hk？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公眾未能理解AQHI所代表的，是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顯示的不是空氣污染物濃度，而是污染物引致的短期健康風險；而aqicn.org所採用的AQI，是美國環保署所使用顯示空氣污染物濃度的指標。
在某個意義上，其實香港的AQHI要比美國的AQI先進：因為香港已經預先地把空氣污染物所帶來的短期健康風險，實時地表達出來。
大家可以直接瀏覽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的網頁，細閱一下計算有關指數的方程式：香港政府是以三小時移動平均污染物濃度，估算出四種空氣污染物所導致入院的個別健康風險增幅的總和。該四種的空氣污染物，包括包括臭氧（O3）、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和懸浮粒子（PM，包括PM2.5和PM10）。
如果細心去分析數據，會發現全港15個（不計將軍澳）空氣監測站當中，對短期健康風險影響最大的，往往是二氧化氮和臭氧，而不是PM2.5。
這個發現非常有趣，因為一般理解，PM2.5對於健康的長遠風險影響極大。我在本欄的《新界北規劃的交通擠塞及健康風險》亦援引過環境局委派專家的本地推算數字，假如我們長期接觸PM2.5及NO2 ，人體接觸的濃度每上升10微克/立方米，相關的死亡率便會分別提升6.2%及3.9%。
要理解為何與臭氧與二氧化氮對香港人的短期健康風險造成如此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暫時忘記以氣象學的角度理解空氣污染，而轉從以規劃的角度入手。
圖一：四種主要空氣污染物所導致入院的短期健康風險
圖一所顯示的，是2017年5月5日下午三時，其中一個污染比較嚴重的時間，香港各個空氣監測站四種主要空氣污染物所導致入院的短期健康風險。由於塔門並沒有車輛排放，可以見到臭氧是最主要導致短期入院風險的空氣污染物，亦反映了區域性污染所帶來的影響。
不過，在幾個規劃高度集中、車輛活動頻繁、交通擠塞嚴重的地區，包括中環、銅鑼灣、旺角、觀塘、深水埗及葵涌，二氧化氮才是最主要導致短期入院風險的空氣污染物。
最後，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是受到區域性污染影響比較大的地區，例如東涌、屯門及元朗，臭氧才是最主要導致短期入院風險的空氣污染物，而不是PM2.5。
由於篇幅所限，我無法分析每一個時段各種空氣污染物短期健康風險的變化，可以確定的是，即便香港境內的PM2.5，有超過一半是來自珠三角或更遙遠的地方（這個需要更詳細的論證），但由於規劃上的失誤，影響市民短期健康風險最大的，是二氧化氮及臭氧。
其中一種的規劃失誤，是在興建樓宇時並沒有考慮到風向的因素，令某些街道的空氣污染物不斷累積而無法擴散，造成嚴重的街道狹谷效應（canyon effect）。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位於中環的德輔道中與干諾道中，前者的車流量只是後者大約八分之一，但由車輛排放的NO2，濃度卻比後者多大約三成。
可惜現時香港環保署用以模擬空氣污染物散佈的模型（PATH model），完全未能夠反映規劃及交通流量對局部街道空氣污染的影響，單以NO2為例，即使是沒有街道狹谷效應的道路，距離路邊25米，NO2的濃度便已經可以相差30微克/立方米。
圖二：以ADMS-Urban model推算的實際市區主要幹道的NO2濃度
圖二所顯示的，是假如我們將交通流量及排放的數據都考慮在內時，實際上路邊NO2排放的濃度變化，可以見到位於市區的主要幹道，NO2的年均濃度是可以高逾180微克/立方米，不單是香港年均標準的4.5倍，而且高於任何一個空氣監測站、包括路邊空氣監測站實際量度的年均水平。
面對空氣污染的問題，單單從氣象學角度理解污染來源，最大的問題在於，是論者看不到影響市民健康的，往往是城市及交通規劃引致的污染物積聚，忽略了一項最基本的常識：最影響我們健康的污染物來源，其實就來自我們身邊，來自我們力所能及、可以推動改變的城市設計及交通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