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日由支聯會舉辦的六四遊行，官方宣稱有約一千人參與，是九年來人數最少，為歷年來人數第二少。而在大專學界方面，今年的氣氛也較以往冷淡，沒有像上年十一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聯校舉辦六四論壇，與維園燭光晚會分庭抗禮。今年只有港大學生會和五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聯校舉辦六四論壇，但場地的規模亦較去年小。同時，以往學界討論應否悼念六四及應否去中國化地悼念的氣氛熾熱，今年學界對六四的討論則較以往減少，予人的感覺是學界連批評悼念六四或支聯會也自覺在浪費青春。究竟學界對六四議題冷感的原因是甚麽？是否如泛民主派任建峰之流般所認為，學生們是冷血、是背祖忘宗，人們不需要再對學生們客氣？
筆者認為學界冷待六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曰，身份認同問題，青年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屠城與他們很遙遠。在政治上，近年本土思潮興起，香港為主體的意識萌芽，不少青年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即使部分青年不熱衷政治，在文化及生活層面上，由近年來部分中國旅客來港搶床位搶奶粉、插隊或隨地吐痰等行為，以至他們傲慢的態度和不可一世的嘴臉，均為「中國人」刻劃出一個令人討厭的形象。青年們對中國人這個身份反感，渴望與失禮的中國人撇清關係，從而開始反思自己是否中國人，繼而認為自己不是屬於中國人這個群體。所以，青年人的身份認同產生了變化，不會像上一代般對中國大陸人產生血濃於水的感情（一九九一年的華東水災就是很好的例子）或是一脈相承的感覺。
二曰，世代問題，青年人沒有像上一代人般親身經歷八九民運，難以產生共鳴。事實上，上一代香港人在香港親身經歷八九民運，當時史無前例地出現百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以及絕大部分演藝紅星（包括今天已投共的藝人）出席 《民主歌聲獻中華》，那種震撼是難以想像的，同時亦是屬於他們的集體回憶。相反，現今青年人沒有親歷其境，反而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才是他們的思想啓蒙和集體回憶。
三曰，代理人問題，青年人對舊有政治組織的不滿和厭惡。一路以來，支教民系統乃至泛民主派都壟斷了六四議題的話語權，甚至可以說是擁有悼念六四的專利權。當人們不按照他們的方式去悼念，便會被扣上「冷血」或「投共」的帽子，所以才會發展出時任支聯會常委何俊仁在二○一六年所說「如果他們有心悼念六四，應該來維園」的言論，暗示不去維園是「沒有心」的表現。支聯會這種唯我獨尊的心態，正正最令青年人反感。此外，支教民系統貫徹始終的投降主義和奴隸心態也受青年人所唾棄。由司徒華取消三罷開始，到今天支聯會仍喊的口號，也表現出徹頭徹尾的投降主義和奴隸心態。單是「平反六四」四字，潛台詞是要求中共這個屠夫政權去為他們平反，還當年學生一個公道，而不是全盤否定中共的管治權，這已經顯示出支聯會是承認中共的管治權，視中共為聖上、望聖上英明，這正正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奴隸心態。這種抱殘守缺的心態與今天青年人大膽想像及突破思想禁區的主張大相逕庭，難免會令青年人唾棄舊有的政治組織。
所以，學界冷待六四就是一場世代革命，革支教民系統乃至泛民主派的命。年青一代不再像上一代政治人物吃「人血饅頭」，透過六四慘劇去創建自己的政治資本，而是重新出發，將政治資本建基於在地的政治及對於香港前途的論述。毛澤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因此，這將會成為香港政治的趨勢，政黨及政治人物需要因應時局而作出轉變。在台灣，中國國民黨就是很好的例子。多年來，中國國民黨為了迎合台灣人民而一直進行本土化，由當年的綱領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至近年來為了切合台灣人民希望維持現狀的意願而出現的馬英九「新三不政策」（不統、不獨、不武） ，去到近日吳敦義當選為國民黨主席，人們笑稱其路線為台灣國民黨。
最後，筆者認為紀念六四作為文化傳訊工作並無不妥，只是紀念的形式需要轉化。第一，應由形式上的悼念改為講述歷史或研討，達到教育和文化傳訊的效果，讓更多新的群眾認識這段歷史，做到真正的薪火相傳。第二，紀念或討論六四應由香港本位出發，與香港前途緊扣，我們應當藉着六四這個日子下所凝聚的群眾和政治能量，去探討香港前途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這樣才有實質意義，讓香港及香港人受益。又正如台灣，在野草莓運動後，獨派所舉辦的六四集會正正是以台灣作為主體，從人道主義的精神上去哀悼鄰國的慘案。
第三十二屆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區綽彥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
原刊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