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曾經是一種美好的德性，特別是在公共生活以及政治領域當中。假如有這麼一個人，他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不理旁人閒言閒語，不管時勢潮起潮落，總是守住他心目中最美好的願景，總是尋找機會宣揚他的主張，並且努力付諸實踐，長此以往，矢志不渝。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這種人是會被大家佩服的。就算你不同意他的信念，甚至把他當成敵手，你可能至少也會尊重他的這種品性。為什麼？因為現實世界的種種計算與變動，使我們明白，一個人要從頭到尾不改其志，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所以我們敬佩一個堅定（「堅持」的同義語）的人，至少有種幾乎是審美上的衝動。
首尾一貫，正是堅持作為一種公共德性的核心所在。我們往往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把它當成檢驗一個政治人物，乃至於一個政治組織是否可信的基本條件。為什麼梁振英卸任在即，還會有人搬出五年多前他曾經許下的承諾，要求他解釋不能兌現那些諾言的理由？為什麼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找出當年中國共產黨關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民主政體的諸多主張？而中國政府又那麼不喜歡人家如此重談舊事，想方設法地要把那些前人說過的話全都掃進歷史的後巷裏頭呢？那是因為政團和政治人物若要領導大家，至少得讓人信任。所謂信任，在這種情況底下，必須預設被信任的對象不變，他的基本立場不變，他的價值取向不變，他的政策承諾不變。換句話說，他應該首尾一致，他應該是堅定的，所以我們才能相信他，支持他，甚至接受他的領導。
當然，堅持並非絕對。如果一個人信守的理念和立場從根本上就是錯的，那麼無論他為了這個理念和立場吃過多少苦頭，受過多少嘲諷，我們大概也不會因此就感佩他的人格，更不必說贊同他的立場了。例如一位幾十年來不斷否認納粹德國曾經有計劃地屠殺猶太人的歷史學者，因為他的這番見解，他吃過官司坐過牢；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稱美他的「堅定」，甚至連一點同情都沒有。
所以我們有時可以接受一個人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因為你或許會發現你當初抉擇的那個立場原來是錯的，為了負責守真，你不得不改變你的路線和取向。基於信任必以不變為前提，一個政治人物若是想要改變他的立場，難免尷尬。他化解這種尷尬的辦法之一，是向公眾充份解釋他轉變的歷程和理由，希冀大家諒解。更高明的，甚至會把這種轉變形容成沒有轉變，看起來前後矛盾的說法，原來在一個更高更後設的層面上是統一而融貫的。另一個更好也更聰明的辦法，則是一開始就不要把話說得太滿，不要隨隨便便就把當初選定的立場形容得太過神聖和絕對，這樣子就不怕日後因應現實的調整顯得太過難看了。
然而公眾之所以信任一個政治人物，之所以願意跟隨他的旗幟，除了理性地考慮過他的主張之外，很多時候還得有點激情的作用。於是某些政治人物往往不得不把話說得過滿，不得不把自己宣揚的見解及其背後的原則提升到道德抉擇甚或宗教皈依的層面，似乎信者方能得救，不信者就該在地獄裏頭淪亡。這樣子激烈的態度，才能在相應配合的文宣攻勢中呼喚出群眾的最大迴響，在運動動員當中刺激出最大的熱情。這一類政治人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他不太容易改易他的立場。你總不能今天告訴你的支持者，說君主專制是萬惡淵源，不除不快；明天又說君權神授，吾必以生命相許吧？
好了，上面所說的其實全是廢話，因為這都是大家清楚不過的淺顯道理，用不着我在這裏浪費口水是不是？但是，經過過去幾年右翼本土思潮的崛起，黃毓民、黃洋達、陳雲以及他們的「同路人」的衝擊之後（對不起，我暫時用上『同路人』這個說法，儘管他們早已不再同路），我發現上述常識原來早已破產，我們原來珍視或者至少欣賞的「堅持」這種政治德性，已經喪失了它的全部意義。
就以前陣子引起爭議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為例好了。2010年，黃毓民曾經發表聲明，要大家全力保衞支聯會。2012年，他更提出不能只是因為「民主黨老土」或「支聯會壟斷」，就不到維園悼念。同年黃洋達也曾在選舉單張中明言「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仍能讓市民自由發聲的土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衞我們的發聲空間」。可是到了第二年，黃洋達卻又不想這麼「大中華膠」了，他現在反過來認為「六四維園悼念是離地大中華左膠玩意」。2014年，原來主張維園不能不去的黃毓民，與黃洋達共同提出杯葛支聯會，反對「平反六四」的口號，並在尖沙嘴另起爐灶。今年呢？他們早已不在尖沙嘴集會悼念六四，而黃毓民更狠批支聯會是在「變相維穩」。
短短七年之間，「雙黃」對六四這個重大議題的立場和說法就有了極大的變化，幾乎到了前後矛盾的地步。有趣的是，他們每一次說話卻還都那麼地激昂，把他們的主張說成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信者得救。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標榜「熱血」，以一套戰鬥語言武裝支持他們的群眾，喜談「堅定」，高倡「立場」。可是今日看來，這豈不都成了笑話？
陳雲就更不用說了。我早已在此寫過我從來沒聽懂他近年那套宏論，並不是因為他的言詞太過晦澀，而是因為他的變化太快我跟不上。一時說「建國不是獨立」，一時說「香港必會獨立建國」；一時要大家拋棄「中國情花毒」，一時又要立志「再立共和」「恢復華夏」。比雙黃更誇張的，是他每一次提出新看法的時候，都要詛咒他的對手遭雷劈下地獄。那麼他的信徒要是跟不上該怎麼辦呢？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抑或與他一起上天下地冰火五重天？
然後這幾個人還要用非常極端的道德評價言語去判定他們的論敵，動輒就批人出賣香港沒有原則，形容維園燭光集會是「邪壇」（正是今年中大學生會關於六四聲明中的用語），考諸他們這幾年的變臉歷程，這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他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最喜歡用「熱血」、「堅守」、「立場」、「原則」、「是非」和「勇敢」這一類的字眼去包裝自己，以「出賣」、「背叛」、「沒有腰骨」和「放棄原則」這一類詞語去攻擊對手，以及彼此攻訐。這些字詞全都和「堅持」這種政治德性相關，但他們對這些字詞的濫用，以及他們實際立場的更易卻掏空和毀棄了「堅持」的所有涵義。於是我們今天就看到了一個這麼古怪的現象：支聯會連續二十八年在維園舉辦燭光集會不叫做「堅持」，卻叫做「行禮如儀」；而批判他們二十八年不變的人，反倒是有原則有立場，夠堅定夠勇敢的熱血鬥士。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