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中提到，人大修憲表示了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這些進步能夠在他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他列舉了檢控官、執法人員、還押所人員對他的尊敬，以及還押設施及管理上的進步。因為這些下級人員以及設施上的改變，他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
但對劉曉波作為在囚人士的故意疏忽照顧、延遲治療以及拒絕出國留醫等謀殺行為上，我卻認為2017年的中國政府與1989年中國政府並沒有明顯的分別。
人們會以另一位在極權底下不能接受諾貝爾和平奬的奧西艾茲基相題並論，但其實納粹雖禁止奧西艾茲基領取和平獎，他卻能有限度地接受外國媒體訪問，並能夠在最好的療養院與妻子生活直至離世。而劉曉波先生得到的卻是缺乏醫療照顧的囚禁而至末期肝癌才「被確診」，妻子亦長年被軟禁，與外界隔絕。
綜觀以往的極權，多數是採用直接的壓迫和恐懼來統治人民，令人民易於判定立場並站在反對的一方。但中國政府煽動人民仇外（實為仇視文明國家）以及包裝血刃的技倆，比以往的極權更高明，這令人民更加混亂，更加難看待這個極權。
就像庖丁解牛一樣，中國政府圓滑的處理了牛，還押牛的手法進步，屠夫對牛的貢獻充滿尊敬，但牛依然是被囚禁、被殺死。政權依然是屠夫，但人類終歸不是牲畜。
劉曉波被殺提醒了港人1989年的恐懼是真的，而且政權的本質沒有改變。相比起以往的各種極權，它的力量更強大，更懂得包裝自己的血刃。香港人當時沒有爭取實行自己想法（拒絕回歸），而相信、誤信或迫於無奈地加入了中國。
香港人應反思，並趁尚有少許時間及機會下，重新審視這個關乎我們生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