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兩波DQ案成功取消議員資格，並不只是北京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個別衝擊；更是長遠鋪排下的舉動。上承一年前透過確認書，阻止個別候選人入閘參與立法會大選，以行政手段之名，行舞弊介入之實；下啟往後五年，為北京進一步干預香港清除障礙，警告民主派安於忠誠反對派，切勿抗爭礙事。
DQ案後的集會，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點出，香港的民主進程一直不是由香港人自己決定，而是被先後兩個宗主國設定路徑，到今時今日更被落閘插手。吳靄儀寄語香港人用選票伸張民意，主動爭回道理和尊嚴。其後民主派面對兩種講法：溫和民主派把側重點寄放於補選，而未有同時強調吳靄儀所點出的歷史背景；另一邊廂進步民主派則強調議會不能一切如常。結果在DQ案判決幾日後緊接的財委會，議員們對今後議會策略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民主派未能貫徹事前就當日財委會行動所商定的共識。
相信市民都寄望，兩種想法的出現是帶來更深入的思考，並非從此各行各路。民主派的確需要帶出議程，而非被受強大建制機器鼓動下的民意所影響；同時，帶領民意需要團結凝聚力量，才能給予市民信心。而出現不同的政治判斷，可能是基於接觸到不同類型的市民；不論是溫和抑或進步方向的支持者，民主派都無法忽略，更需要通過傳訊去闡明民主派堅定的立場，而不是多頭馬車各自修行，又憂慮被建制輿論機器抹黑，和激進聲音所批評，結果令民主派和市民都無所適從。
未來危機 只會日益嚴峻
在北京對香港日漸干預的背景底下，大概可以把政府的施政出招，簡單地劃分為三個範疇：第一，是政治面向的侵蝕，包括拒絕重啟政改、司法獨立受到影響、傳媒自由日漸萎縮、國民教育死灰復燃。第二是發展面向的「融合」，包括跨境基建落成後進一步的開發，以及經濟和人口政策上忽視社會本身的需要，而配合種種規劃分工下的國家利益。第三是民生的籠絡，政府忽視長遠大方向上的改革，以小修小補的方式，挾持市民的根本利益，脅迫民主派跟從政府的議程，塑造在野陣營的內部分裂。
這三個範疇並不是互相割裂，而是互為影響。財委會一役，顯示民主派議員們都需要在實實在在的撥款和DQ案後的議會抗爭中，作出痛苦的取捨，而這些艱難的取捨時刻，將會陸續有來。教育撥款，哪怕內容未如人意，對部分學生或合約教師來說卻是及時重要的支持；另一邊廂，也是DQ案後，議員資格可以被強行褫奪，顯示議事的基礎受破壞，行事如常又從何談起？又以高鐵為例，當日民主發展對抗盲目發展，如今演變成一地兩檢的法治守護戰，可見隨着北京和港府出招，戰線只會越拉越大。
WE WILL KEEP FIGHTING
除了放眼長遠，眼前好幾個環節需要各黨各陣營通力合作。首先，守護公義基金一直在訟費上支持DQ案其中四位議員，如今政府仍有可能向四位被DQ的議員收取鉅額訟費，可能令四位議員破產，無法重返議會，團結支援更見重要，在八月中旬，不同陣營已經著手合作，將大規模為守護公義基金籌款；其次，是四個議員辦事處解散後，頓失辦事處本身應有的津貼，原有的政策研究、社區組織等工作即時受到衝擊，團隊成員失去工作，DQ案中的議員更可能被行管會追回議辦支出的款項。
不追討訟費、不追討開支，是實在的底線，幫助到被DQ的議員和團隊，不致因DQ案而被扼殺；也是整個民主派動員、不同陣營合作支援的契機，既清楚地表達DQ案後，無論議會抑或民間，都會繼續堅持下去，也為不同陣營往後長遠的道路促進互信和基礎。
自己作為姚松炎的辦事處團隊成員，雖然面對着暫時撤出議會的狀況，相信這是民主路上一個更積極的開端，既揭示當權者的居心，同時也代表我們有更新更大的危機意識和能量，去面對當前的危局。在此引用二戰時英國名相邱吉爾的名句，描述當前的黑暗時刻：「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