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一族理應狂歡的周五晚，路過寂寥的日本外務省門外，人數也沒有十個的示威者依然繼續努力，其中一位女士用「大聲公」傳遞訊息，示威的旗幟寫著「反對新自由主義」，灰記看得懂的漢字。眼前的情景輕易令灰記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東京街頭的反核簽名運動。反新自由主義、反核等這類左翼關懷不分地域，總存在著，不管規模如何細小。而灰記從留學加拿大形成的國際主義價值觀也沒有因為長居香港而消退，任何排外思想，包括近年在香港興起，以仇恨中國內地人做賣點的港獨情緒，總刺激灰記的神經；任何開放的對外交流，例如這次的日本交流，都是灰記珍惜的事物。
同行的是一些關注人權的律師和教授，大家剛觀看完灰記製作的《709人們》，一齣有關15年7月9日開始，中國當局大規模抓捕人權律師和維權者的紀錄片。 放映座談結束前，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東澤靖作總結發言，提到兩重點，第一，影片受訪者，特別被捕維權律師家屬據理力爭的抗爭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第二，這種權力機構濫權的情況離日本其實並不太遠，幾十年前為人權奔走的律師也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位東澤教授很關注亞洲人權以及法律同行的福祉，他是亞太律師協會The Law Associ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的日本代表，709大抓捕兩周年，亞太律師協會於7月26日再度發表聲明，極度關注事件，譴責中國當局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聲明特別重申亞太律協是該地區律師協會以至律師的代表機構，致力保護會員免受逼害、侵權和不恰當的限制。
這份聲明連同世界其他律師組織的聲明，是709大抓捕兩周年，國際法律界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努力。不過，負責這次日本放映活動的東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阿古智子補充，日本弁護士協會與受中共控制的中國律師協會關係良好，一般日本律師賺錢至上，關注中國律師人權被侵犯的是極少數。其中一位是Human Rights Now的秘書長兼理事伊藤和子，她的機構有份主辦這場供日本律師觀看的《709人們》放映會。她本身是律師，針對日本國內國外的侵犯人權事件，表達關注和向政府施壓，因而惹怒日本政府，成為被政府暗中監控調查的對象。大家不要天真以為民主國家的政權就不會弄權，不會針對政權不喜歡的人，不會鎮壓反對力量，只是他們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吧了。同理，人民愈醒覺愈抗爭，傳媒愈開放自由，政府愈投鼠忌器，這是金科玉律。
阿古智子對只有十多名律師觀看影片感到有點失望，她原來希望影片能對日本法律界帶來較大的衝擊。灰記鼓勵她，影片可繼續在日本不同的非政府機構和大學放映，讓她的努力不會白費。說起她的努力，最具體和最重要的就是特別為這齣90分鐘的紀綠片把普通話翻譯成日本字幕，然後找她的朋友平野愛，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做後期製作，附上日文字幕。這些無償勞動相信是出於對中國的一份關愛。阿古智子關心中國的基層與她的經歷有關，她在大阪出生成長，居住的社區有很多在日韓國人以及部落的後代(部落是江戶時代日本最底層的人，一般日本人不把他們當人），都是受社會歧視的人，她受一位中學老師左翼思想影響，從此養成對基層弱勢的同情。左翼對中國的關懷也是順理成章，於是她大學讀中文，為的就是可以前往中國的農村做研究和扶貧。平野愛在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和丈夫製作很多和中國相關的紀錄片，當中很多都是邀請中國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合作。
對阿古而言，影片充滿「親切感」，道理十分簡單，因為很多人權律師如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都是她的好朋友，所以無論影片拍得怎樣，她都會為看到好友的遭遇與告白而有所觸動。也許因為如此(當然還有正義感)，阿古對這次日本放映活動非常關心和努力，除了在東京大學公開放映前盡力宣傳外，還特別邀請灰記和替影片做訪問的江琼珠到日本。我們除參加放映活動，還在阿古的安排下接受了NHK、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以及獨立記者野島剛的訪問。看到東京大學有約一百人觀看，她感到特別開心，因為當中有四分三是她不認識的，證明日本也有人對這齣有關中國的紀錄片感興趣。
日本人的認真亦令灰記嘆為觀止，影片開始前20分鐘，大部分人已就坐，不似香港，遲到是常事。影片放映完，幾乎所有人都留下來參加座談。負責翻譯的阿古還說，1小時的座談其實很不足夠，江琼珠覺得很不可思議。日本觀眾，無論觀眾還是記者，對709被逼害者的遭遇感到難以置信，對家屬的抗爭精神也特別印象深刻。其中一位記者特別提到被中國政府監禁的劉曉波最近逝世，問劉曉波與709能否扯上關係？江琼珠斬釘截鐵說有關係，影片其中一個受訪者江天勇中學時剛遇上「八九六四」，那場被血腥鎮壓的民主運動是對他的啟蒙，而劉則是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之後劉作為六四倖存者繼續為中國民主奮鬥，而江則在李和平鼓勵下，修讀法律為底層維權。江琼珠特別強調，每一代的民主或社會運動都不是從石頭爆出來，八九民運也是繼承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的探索精神！
然後，中國現在以習近平集大權的強國，以至霸權態勢出現，日本的朋友大多抱有以下疑問：習近平政權下對中國怎樣看？抗爭和外國的關注有用嗎？香港如何自處？
回答這些問題很簡單，現在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在王峭嶺陪同下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最高法院為音訊全無的王全璋尋公道，儘管她們不得要領，還有時受粗暴對待，居住的地方持續受國保監控，但她們沒有半點退縮。而她們所發的每一個聲明都有其他家屬如陳桂秋（謝陽太太)、原珊珊（謝燕益太太）、金變玲(江天勇太太)、樊麗麗（勾洪國太太)、劉二敏（翟岩民太太)等聯署支持。家屬們在習近平要搞獨裁，要全面壓制公民社會下，依然不屈不撓，不管有沒有用，就是希望所在了。
而家屬之所以依然無畏無懼，國際社會對她們的聲援和關注，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接受NHK專訪時，灰記刻意提到習近平想學習毛澤東，想全國只有他一種聲音，但「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一句「反革命」便可以人間蒸發無人敢過問的「文革」時代已經過去。當然抗議發聲依然要冒風險，依然要付出代價，但動不動殺頭的時代已過去，更何況中國還是有不怕殺頭的人。因此，習近平絕對沒能力做一個讓全民噤聲，讓全民歌功頌德的大獨裁者。
然後，當灰記對日本的朋友說，中國是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中國變好變壞對鄰近國家都會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使在功利層面，聲援以至實質幫助能令中國向好的力量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很多都點頭稱是。所以，香港如何自處？就一定不是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把頭埋在沙堆裡，幻想香港「建國」／「立國」，道理就是如此的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