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1日，於書寫主義主辦「劉曉波追詩會」讀〈仰視耶穌──給我謙卑的妻子〉（劉曉波）後分享
最近讀到一些網上的討論，批評不少人藉劉曉波的死亡來「抽水」，為了達致某些目的或隱藏議程，而斷章取義地曲解劉的思想。常有人說，基督徒有「名人信主情意結」，當我們說劉是受到基督精神影響時，又是否在誇大了基督教對他的影響；告訴世人：「看，劉曉波原來也是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第一，當你閱讀劉曉波的著作時，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一些觀念（如上帝、耶穌、十字架）確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呈現在其思想世界裡。而他對基督教的認識，也隨著他的經歷與反省，而有更深刻的體會。第二，影響劉曉波的基督教元素是多元的，包括歷史上一些受基督精神影響的非暴力抗爭人物、一些基督宗教思想家的著作（如奧古斯丁、馬丁路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潘霍華、孔漢思等）、中國家庭教會的經歷，他身邊的基督徒朋友（如余杰）等等。是的，他並沒有系統及全面地認識基督教，而是按自己的思想發展，有選擇性地去理解基督教的觀念，但當他進入基督信仰的價值時，又無可避免地受到某些基督教價值的影響。
剛才所讀的〈仰視耶穌──給我謙卑的妻子〉這首詩，我們見到他對耶穌與舊約的上帝之間，呈現了很不同的理解。對於後者，他形容舊約即「命令的句式」、「恐懼的上帝」。這位上帝難以捉摸，「播撒仇恨的種子」。上帝的創這是帶來了「罪惡」的「自誤」，人類的墮落仿佛是「被神操縱的循環」。相反，十字架上的耶穌卻是承受著苦難，「把仇恨的上帝變成愛的化身」，他感受到聖子耶穌的死，既是「綿綿的懺悔和無盡的贖罪」，也是「沒有界限不留餘地」的愛。
當然，這是一首詩，而非系統思想的闡析，很難完全判斷他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對此，劉曉波自己曾說：「雖然我不是信徒，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基督教」（2003）、「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義者」（1999）。「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基督教卻讓他覺察到「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1997）可見，他與基督教間，確沒有組織上的關係，卻確實存在著一種思想及靈性上的聯繫。
或者，讓我先引述我與劉的好友余杰間的一次對話。那次我們較深入地談論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係，我提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欣賞與肯定，在於其能促進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發展。接著我問他：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在信主前已積極爭取自由、民主及人權，那麼，現在成為基督徒後，對站在同樣的位置上的你，到底基督教信仰扮演甚麼角色？有何影響？余杰沉思一會後，這樣回答我：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當他在爭取民主與自由的同時，更敏感到人的罪性。他坦言，在成為基督前，也有驕傲與自義的傾向；信主後再看，民主人權鬥士確實很容易把自我絕對化，這種自我中心，正是基督教信仰要處理的罪性。其二，是在爭取民主與人權的過程中，確實會面對很大的壓力，特別是巨大的國家機器的壓制。他舉例，指有一次被警察無理扣留，內心難免有恐懼的時候。這時，他在心裡默默禱告，求上主與他同在，賜他更大的勇氣與力量，去面對他無法面對的挑戰。
我引述跟余杰間的對話，因為我發現，余杰提的兩點，也在劉曉波思想上呈現出來。劉多次指出，「上帝」是「超越性的絕對尺度」，成為他自我反省及懺悔的對象。中國文化正正缺乏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即使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會出現「唯我獨尊的狂妄」。基督精神卻仍成為他拷問自我靈魂的根源。因此，劉拒絕將自己視作「英雄」，卻是不斷地面向上帝，作自我批判。此外，劉曉波不管在監獄內（小監獄）或外（專制社會的牢房），基督精神同時也成為他面對苦難的力量，以及承擔責任的勇氣，還有絕境中的盼望。也許，劉曉波關心的是作為自由主義者如何作一個真正的人，在重建社會制度同時，又不忘喚醒大家注意背後的精神價值；但他對「真正的人」的尋索與追求時，正好讓我們見到基督精神對人的價值的肯定。
當許多人讀到劉曉波寫關於基督教的文章時，不禁流露出一種「看，劉曉波比許多基督徒還要基督徒」的慨嘆。這也許反映了一種藉劉曉波作為「他者」來表達對建制基督教的不滿。其實，劉曉波所反對的，正是將基督教價值作為「手段」，他的思想不是完美的，他的人生也有缺陷，我們毋須將他打造成「聖人」，但他忠於自己的良知，誠實地懺悔，對自由中國的追尋與實踐，對自我靈魂深度的拷問，並為此付上沉重的代價。我相信，這是一種超越政治立場及宗教信仰的普世價值。讓我們真實地看見，一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與社會行動家的心靈世界，對靈性及人性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