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Manson Wong
文：K
編：A、S、G
最近筆者重讀雨傘運動時的紀錄，發現民主運動參加者在2014年7月1日的佔領遮打道行動中的被捕支援跟現時被捕支援出現落差，有可能是由於疲累，也有可能是因為政治光譜的不同令支援變得尷尬。但有鑑於近日出爐的判決出現前所未有的重刑，連本來判社會服務令的928重奪公民廣場案都極不樂觀，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作為支持民主、同情抗爭者的我們應如何承接輕則判社會服務令、重則入獄三年以上的被告？
現時情況有多嚴重？
1. 抗爭者面對的控罪與罰責沈重
以往社運人如果面對政府打壓，他們多犯的是公安條例下的刑事罪行（非法集結、擾亂秩序、阻差辦公），輕則罰款了事、重則監禁一星期。但隨著2014年抗爭頻密、衝突激化，抗爭要面對的刑責有可能高達7－10年的監禁。特別是暴動案，好些素人不但不從屬政治團體，也沒有家人全力支持，卻已經在入獄3年期。當中，大部份均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或許是帶有對社會的不滿及無力而犯下罪行，但公眾層面他們卻是沈默的一群，甚至需要面對前途茫茫，承受「廢青暴民」的指控。
2. 法律資源的限制
同時有那麼多單的政治案件，到底有多少個律師可以幫忙接，又有多少大律師願意接這類的案件？大律師全港約3千人，幸好近年來有不少大律師願意接政治案件，甚至最近經驗豐富的大律師都有接下暴動、藐視法庭等辯護工作。至於律師行，有鑑於案件增加、受法援協助的比率也不高，加上一般商業律師事務所多不參與，訴訟為主而又會接政治案的律師事務所實是寥寥可數。儘管同情政治訴求，如果每單案件都只能收取平常案件費用一半，或法援所提供平常費用的4成，甚或義務，相信律師事務所也會陷入困難。一環扣一環，抗爭者進入法律程序後沒有金錢支援的話，也是更孤立無援。
3. 法律程序帶來的是公共問題變成個人負擔
a) 時間。法律過程花耗時間有可能長達3.5年（例如東北抗爭從14年6月到現在17年8月），抗爭者個人感覺生死未決，時常擔心無法作更多的生涯規畫。
b) 家人關係及個人心理質素。抗爭者走上街頭不一定得到家人支持，假如遇上家人決絕反對，甚至會影響被告的個人決定，例如認不認罪、如何表述自己理念、求情信等。法庭背後更多是抗爭者與家人之間的衝突。
c) 青年人的前路。如果個人要面對3年以上的監禁，他們個人如何面對自身期望以及前路茫茫呢？之前有讀到感人故事，有一位爸爸知道兒子被告，便決定要出來開IT公司，等兒子出來之後有容身之所。這個個案已經是相對幸運...
d) 訟費。刑事案件多不能承擔訟費，但可能還是有法律費用。至於司法覆核案或藐視法庭案件或禁制令案件，對方（例如律政司、香港大學等）以及法庭都會有可能要求抗爭者付訟費。一天的聆訊可能已經有高達數十萬的費用...
下一步，有什麼可以做？
1. 除了要繼續籌錢之外，也要確定資源流到不同的抗爭者的手中。除了守護公義基金及雨傘援助基金，我們也許要思考如何令資源流到最缺關注的、寂寂無名的素人抗爭者。
2. 政策倡議。如何令公共議題的代價可以共同承擔？一方面是建立公益訴訟的渠道，讓司法覆核案件不需由個人承擔，亦可減低法庭負擔；另外是容許法律眾籌，支持有公眾利益及法律重要爭點的訴訟得以進行。另一何近日顯然的方向是改善監獄人權，這個當然是讓所有囚犯的權益受到尊重，但也是讓抗爭者在監獄中也感受到公眾、政治盟友的支持及關注。
3. 法律改革及倡議。之前多篇文章也提到刑法與政治案件的互動；也希望邀請大眾對憲政及法治有關的討論。最終公眾教育及倡議是對於鞏固法治及法律普及教育必不可必的一步。
例如：本來於一般刑事案件，法官必然會考慮被告的動機，但一旦案件涉及政治，罪行的政治性質卻往往被視為完全無關，以維持法庭中立、去政治化的角色。
例如：憲法的目的是要規範政府架構及權力，以及保障人權。我們不但要有明確清晰的權力分配，更要切合香港社會、法制及民眾的需要。沒有一個國家或政體會以行政部門要求法庭執行憲法為名，容讓行政及司法制度箝制民主制度。
4. 尋找抗爭者的故事。在14年的時候，媒體持續的關注讓我們了解到抗爭者的聲音。但時至今天，我們公眾都未必知道被判刑、被控告的同伴的聲音及背景。每個人走出來的原因都不一樣，有些比較豪氣正義，有些是不滿宣洩，但在走法律過程時，這些政治訴求在現行制度下都會壓下去，令大眾得到抗爭者無因由擾亂的印象... 這雖然與刑事訴訟的邏緝有差異，但卻未必無益。
抗爭者盟友：或許你可以以朋友的方式了解朋友的初衷。
抗爭者：詳細還請你向你的法律顧問詢問，以免影響你的刑事案件。
5. 提供更多心理及家庭協助。如果你也認識其中一些抗爭者，請也多了解他們個人及家庭的壓力，陪伴他們走過難關。如有必要，請找社工或心理治療師等人協助。
如果你已經有朋友在獄中，歡迎你多寫信給他們。
有更多想法？歡迎留言一齊討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