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s：歐洲的新左翼
文革五十周年過去，明年又見巴黎「五月風暴」五十周年，急不及待先提早來個回顧，拋磚引玉。假如文革代表傳統左翼的高峰，則五月風暴標誌著新左翼（New Left）的來臨。當前者的「臭老九」被打倒之際，後者的知識份子則粉墨登場。沙特、阿爾杜塞爾、福柯、列裴伏爾和其後的布迪厄，至今仍是左翼理論課本上必不可少的名字，深深影響著一代人的思想和行動。
新左翼的誕生，卻吊詭地同時標誌著工業時代的結束，以及傳統社運和工人運動的息微。新左翼轉向身分、文化、語言和日常生活的批判，指引著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如性別、族群、環境運動）的路向。不少人卻難免陷入後現代主義的碎片化和眾聲喧嘩，迷失於學術概念和意識型態的迷宮，早已和現實政治愈行愈遠。（註1）
這種概念化和碎片化的傾向，對當下香港政治和社會運動，將會帶來什麼啟示？
1970s：香港的新左翼
假如1970年代初香港的國粹派，是典型傳統左翼的延伸，則1970年代末的社會派，毫無疑問正是本土新左翼的代表。2008年趙來發在臨終前寫下〈香港沒有新左派？〉，大有為新左翼蓋棺論定的意味。（註2）文中首先提及1977-8年的金禧事件(據說林鄭月娥也曾參與其中)，至今剛好亦已四十年：「到了後四人幫時代，毛派理論對概念亂飛的辯論會的戰鬥值很低，要應付托派的挑戰，又不想淪為史太林主義者，便只能向當時的美國與歐洲新左理論靠攏。」接著趙又提到了港大《學苑》以至《號外》、《文化新潮》等雜誌，吳俊雄、呂大樂、黎則奮、曾澍基是被點名的主要人物。
正如文章標題所示，趙來發並非緬懷一個光輝的大時代，而是在追悼一段短促的青葱歲月。「時間如廁所沖水，八十年代嘩啦嘩啦登場，隨著基礎經濟繁榮，社會上層建築亦轉變...從七十年代社會運動中成長的年青人，陸續進入社會，由舊式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桎梏中走出來，開始新的鬥爭與實踐。大學同學組織了滙點、港同盟等新政治團體，後又合拼為民主黨，再之後是民主派、泛民，但都屬互不扣連的政治標籤。」
對此他的分析是：「有人以為當年校園中，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為主的社會派，就是新左派的雛型，其實是美麗的誤會。社會派只是為方便討論的代號而已，嚴格來說，只是在校園或社會運動中，擅用社會科學理論發言的反對派而已，社會派是否有資格自成一派，一直被質疑，更遑論新左派。所以，如有批評認為在七十年代末出現的香港新左派，沒有好好地給以後的輩代（如「投身」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的年青人）交棒，既是假問題與假答案，因為我們在質詢一個根本未曾出現過、「非歷史」的社會團體。」這段話既充滿自諷，也不無開脫歷史責任的意味。
趙來發如此總結道：「香港從來只有新左派式議題，沒有真正出現過符合嚴格定義的新左派，或新左運動。只有思想左傾的年青知識份子，卻沒有有組織性的學術派系活動，只有蜻蜓點水的課外活動，或支離破碎的學術研究，大多只是個人的努力奮鬥與曝光。」對此觀點我實在難以苟同，起碼當年也曾出現了滙點、港同盟和民主黨，以至其他因1997問題湧現的議政、論政團體，公民社會有過熾熱的討論氛圍。問題可能更加在於，這些民間力量迅即向建制妥協、屈服或被收編，很早已失去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這種情況其實不只出現在政治領域，它亦以驚人相似方式出現在學術領域。正如我們在《香港的鬱悶》（2006）一書中指出，「民主步伐因「六四」得以加快，令部分嬰兒潮學者「紅運當頭」，「忽然」踏上了參政的坦途。至於那些仍然留在建制外的，則事不關己無心戀戰...大批嬰兒潮學者在1990年代淡出政治，除了受政治環境轉變的影響外，亦與香港專上教育制度的轉變有關。港府把大學學額大幅度增加，一方面令學者擇業升職的機會大增；但另一方面，大學亦引入科學化的管理，在衡工量值的新制度下，在大學任教的學歷要求和工作壓力皆大增。」
2000s：新左翼的困局
若將社會派稱為早夭的新左翼，相信並不為過。在經過了十多年的沉寂後，年輕一代方在2003年「七一」後冒起，在WTO部長會議、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等事件中，新左翼又重新走到社運的前台；2007年的囍帖街和2010年菜園村拆遷，就更意味新生代重新走進社區，連結群眾。與前輩的處境剛好相反，年輕新左翼入讀大學的機會大增，但畢業後卻面對惡劣的經濟處境。試問在沙士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就算不走上社運的道路，難道又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新生代較諸上一代有著更鮮明的新社會運動特質，環境和保育課題顯得愈益重要，圍繞身分文化政治的「本土」議題，更左右了香港十多年來的政治軌跡。新生代的社運已不再植根於大學，更難以在趙來發筆下的港大找到踪影；但要追塑其意識型態的理論基礎，總還算是有跡可尋。例如嶺大文研有羅永生、許寶強、葉蔭聰及其後的陳允中等人，套用今天大家習慣的概念，當屬「左翼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在傳統的中港兩大，最多只能找到「左翼自由主義」的一麟半爪。（註3）
除了嶺大之外，還有城大和理大的社會科學（包括學位和副學位）課程，同樣聚集了不少新左翼學者。在羅金義、李劍明主編的《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2004）中，可找到新左翼對香港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其後出現的「左翼廿一」，亦大致繼承了此一政治經濟綱領，屬於旗幟更鮮明的「左翼社會主義」。城大、理大還有浸大作為新興學府，較能包容多元和前衛的學科和思想，並吸納一批晉升機會有限的年輕學者，竟不無意外地，為新左翼提供了僅有的學術陣地。
近年新左翼學者其中一項主要研究工程，乃是總結本土左翼歷史和殖民地時期的抗爭經驗，特別是與更廣泛左翼運動(包括傳統左翼、托派和無政府主義等)千絲萬縷的關係，力圖疏理五花八門的學術資源，辯證地回應當下歷史時段的需要，避免陷入僵化機械的理論陳套中，從而塑造某種面向未來的「本土進步左翼」的政治想像。（註4）
平情而論，假如四十年前香港的工業時代，意味新左翼仍有工人階級作後盾，傳統社運和「大台」政治仍有操作的空間，則當時新社會運動只屬小貓幾隻的活動；在三、四十年後香港的後工業時代，工人階級和傳統社運卻已經徹底瓦解，全面擁抱身分文化政治和新社會運動，似已成為新左翼無可迴避的策略選擇。這一方面體現了社運靈活多元的潛能，但作為雙面刃的另一面，本土議題亦很快被嶄新的民粹右翼所收割，令剛冒起的新左翼飽受右傾政治洪流的衝擊。（註5）假如1970年代的學運是傳統左翼／新左翼的戰場，則2010年後的大學學生會，已演變成新左翼／民粹右翼爭逐的據點。
2014雨傘運動的衝擊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英語：Libertarian socialism），包括了社會無政府主義和其他的小政府類型的社會主義。這類政治哲學渴望建立一個沒有政治、經濟或社會等級制度的社會，也就是一個沒有暴力或高壓制度的社會。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注重自由結交的人們，在自由社區內居住並進行自發性合作……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認為，如果自由是重要的，那麼社會必須努力完成一個「個體擁有決定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之權力」的制度，並試圖以直接民主制、自發性聯合會和大眾自治取代生活中各方面不合理的權力，包括實質社區和經濟企業。
──維基百科（註6）
假如1976年四人幫倒台，促使激進愛國的國粹派解瓦，則2014年的雨傘運動，便意味激進抗中的本土派發展邁向高峰。傘運過後整個社會都很迷失，民粹右翼在年青人中迅速散播；尤其是在「左膠」的有系統標籤下，新左翼成為社交媒體上被團攻的對象；有些人希望組織類似Podemos的新政黨，不過討論很快不了了之；不少人都希望「傘落社區」，但「傘落去」幹什麼又不大清楚；一批「左膠」亦曾嘗試走在一起，其實也不是想幹什麼，只是不想那麼快被幹掉而已。
Podemos沒有出現，「左膠聯盟」亦沒有出現；到了最後，就只剩2015年7月出現的《社區公民約章》，不過亦未發揮預期中的眾籌和動員作用──它更多只像某種聯署或簽名運動而已。到了2015年11月區選之際，終於出現了「城鄉共生連線」，又或稱為「綠人連線」，再加上現存的社民連和工黨等，算是代表新左翼的一支微小旗幟，「社區自救」則成了其主要的新政治綱領。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並非當時的用語，但它和「市場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等，卻同時成為促進討論的背景資料。現在回看起來，它確實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記得2015年3月的時候，在一次集思會中提出「青年自主」、「綠色共融」、「多元共享」和「社區自治」等範疇，請為數接近40的參加者寫上各自的方案，數量不限，然後又請大家用顏色貼紙投票；然後又再按投票結果再分組討論，把方案重新整合和改良。
不錯，此乃是一次商議式民主的新嘗試，David Graeber 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2013），則是主要的指導思想來源。Graeber的書正好寫於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儘管它和傘運一樣彷彿無疾而終，但在相當程度上，卻扭轉了過去左翼運動中央集權的固有形象，展示了自下而上參與和商議式民主的可能性。「社區自救」的聲勢雖然薄弱，卻展示了不可能中的政治可能。
幾經周折，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標誌著年青一代的新左翼，終於找到了議會的入口，反而民粹右翼則接連受挫。相比1990年代初，上一代「忽然」踏上了參政的坦途，年青新左翼已走了一段漫長崎嶇的路，累積了相當的抗爭意識和歷練；但在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既欠缺堅實的群眾基礎，亦充斥著碎片化的迥異民間力量，「拆大台」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新生代能否超越上一代的舊路，在錯縱複雜的政治迷宮中站穩腳步，實不能不令人倍感憂慮。
2017年7月14日，四名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取消議員資格，儘管他們不能盡約化為新左翼的成員，但均肯定較傳統泛民主派為激進，並更著重與基層群眾運動的聯繫。執筆之際，DQ的餘波仍在繼續發酵之中，對新左翼的政治路向將帶來什麼影響，是否意味進入議會之途無以為繼，看來暫仍難有一個清晰的定論。
下一代的新左翼
我個人參與的新左翼組織，算是當下香港較活躍的一個，在剛改選的執委會成員中，三十歲以下的八、九十後成為骨幹。在他們的身上，我彷彿看到下一代新左翼的影子。相對於民粹右翼善用社交媒體迅速爆紅，下一代新左翼顯得極為低調和潛沉。他們主要紥根於基層群眾工作，遠離主流政治的視線範圍，在社區層面進行自助自救的實驗和實踐。此乃是極為吃力不討好的嘗試，卻同時為下一代帶來難得的政治歷練。
一個最常聽見的疑問是：回歸二十年後的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正經歷著異常急速的崩壞過程，紥根社區、深耕細作卻難在短期見效，如此新左翼豈不只是在自我陶醉，崇高的政治情操淪為純粹「自high」？這種疑問，一方面反映了「右翼實效論」和「左翼理想論」的基本分野；但另一方面，到底什麼才算是「實效」，民粹右翼似乎亦要拿出更確切的成績表來，否則只能算是盲目燥動的「鳩衝」，九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我想下一代新左翼也不是省油燈，他們仍願意選擇這條崎嶇的路，所能帶來最重要的「實效」，乃在於對政治良知的捍衛和彰顯，避免政治完全淪為短期功利的利益計算。當有朝一日，下一代新左翼若能冒出頭來，便會站穩在堅實的社區工作基礎之上，不致淪為投機取巧的二三流政客，對民主參與的素質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假如「社區自救」的概念仍有其參照價值的話，則社區組織必須擺脫既有的專業精英模式，堅持自下而上參與和商議式民主，讓基層群眾和不同的持份者，能充份發揮自發自主的行動力，直接體驗社區民主的實踐。儘管組織工作四散於不同類型的社區，面對的政策議題和抗爭經驗亦大有差別，但只要相關經驗能有系統加以整理承傳，對建立下一代新左翼凝聚力仍將起關鍵作用。
套用Graeber前書所述，此實乃是一種「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又或按照許寶強的話，現實政治假設了目的與手段（或願景與過程）能夠截然分開，認為無法令目標實現的策略，不僅毫無意義，甚至被等同完全失敗...相反，預示政治追求的，是未來願景與當下工作和生活過程的一致，也就是你想達至的理想存活狀態、社群關係是什麼，現在就在各種局限中，透過不斷改進的社會實驗，盡量把它們實踐出來。因此，預示政治不認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因，並非建基於道德律令或政治潔廦，而是認為目的與手段根本無法分割。
紥根社區、深耕細作肯定不能短期實現未來願景，而只能是為改變世界創造長遠條件，播種承傳乃是當下最切實可行的任務。即使外在政治環境正迅速變壞，但改變的種子卻深埋在下一代朋輩，潛藏在社區和群眾組織之間，靜待未來形勢逆轉的一刻。這些種子到底何時才能發芽滋長，現時實在難以說清；或許套用《一代宗師》中梁朝偉的金句，應該是：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
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註1：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註2：趙來發網誌
註3：關於「左翼社會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以至當前左右翼的政治鬥爭，可參閱周保松及一系列回應文章
註4：見《思想香港》第二期（2013年11月）「階級與本土」，特別是蕭裕均和蘇耀昌的互動
註5：詳見《思想香港》第七期 （2015年7月）「馬克思主義在香港」 ，特別是劉榮錦訪問的末段
註6：較詳盡的英文版本